詹姆斯·加伯里诺（James Garbarino）以探索人们的的心智为生。

意思是：他会先访问罪犯，然后在他们的审讯中当证人，提供专家证词。

今年早些时候，这位洛约拉大学的心理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命名为聆听Sr犯：我当了20年的谋SHA案心理专家证人所学到的教训。他在书中将他的经历整理出来。

我们访问了加伯里诺，以了解大多数的人看不到的Sr犯的另一面。

以下就是他所学到的事情：

1. Sr犯很少符合“魔鬼”的形容。

加伯里诺在访问冷漠的Sr犯的时候所学到的，就是在baoli、反社会倾向的那么多层面之下，往往是一个纯粹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你可以和他们对坐，并用人性的眼光看待他们的话，他们的人性可能会很明显。”他说。

有一次，他访问了一个男人。他在别人的眼中可能会很可怕，但是他告诉加伯里诺，他晚上时常会哭着睡觉。

很多时候，加伯里诺说，这些时刻会让他从Sr犯的角度看待世界，理解他们的思维，以及感受到他们在犯罪之前所面对的道德矛盾。

这将我们带到了下一个问题：

2. 没有“无谓的SHA害”这种事。

加伯里诺说，每个罪行都有自己的逻辑，即使外面的世界看不到它。

他指出，这不能让罪犯免除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应该能够突显出罪犯的心理背后的重要背景故事。他或许能够理解哪里出了差错。

加伯里诺以帮派入门仪式为例。许多入帮者一加入帮派的时候，就会SHA害一个随机的受害者，以证明他们的价值。他们会被指示给受害者两个选择：不是被刺死，就是被--。

“这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所需要做的任何一个选择。”加伯里诺说。

最终，这种远离我们日常抉择的行为，使人们更难理解其中的风险有多高。孩子通常会为了得到保护而加入帮派，但是入帮的门槛那么骇人，使得一般大众只看得到其影响。

到了这个地步，任何的起因——不管对犯人有多么有理——也会让人们觉得毫无关系。

3. Sr犯曾受到很深的伤害

驱使一个人去Sr的，不是邪恶。加伯里诺说，Sr犯反而是因为毁灭性的创伤史而被驱动。

加伯里诺每次进行访问的时候，都会像犯人发问一组十道题目。这些问题是为了探讨虐待、家暴及童年的其它危险而设计的。这组诊断测试正式名称为“童年期逆境问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scale）。

大多数的人会得到零或一分，这是你能得到最健康的分数。

加伯里诺说：“当我向这些案件的犯人发问这些题目的时候，分数很少低于八分，九或十分很常见。”

加伯里诺把这种经历比喻成鲨鱼袭击。如果一个25岁的人不能走路，是因为在5岁时被大白鲨咬断脚，而没有接受物理治疗或得到义肢的时候，没有人会怪罪他。许多Sr犯也曾经历过同样令人衰弱的困境。

“对于许多这样的人来说，这就好像经历很多次心理的鲨鱼袭击。这种事会造成严重的创伤。”他说。“我认为，我们若要了解baoli为什么会发生，或者决定如何帮助与处理个案的时候，就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4. 最糟糕的犯人，可能最有能力改变。

加伯里诺说，罪行的严重性，未必能够预测一个Sr犯接受改造的效用。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会度过baoli的几年的“高风险阶段”，这么说并不牵强。

“我不想轻视罪行，但是它在某种形式上是有阶段性质的。”他说。

加伯里诺在书中回忆起一个青少年的故事。他曾策划一次类似哥伦拜恩事件的校园大屠SHA。检察官本来要以成年人身份控告他，而这会使他因为多项企图谋SHA罪名而多坐数十年的牢。可是，加伯里诺成功推动让他以未成年人身份接受审讯。

因此，这名青少年只坐了几年的牢之后，回到中学，加入了陆军，得到了擢升，还结婚成家了。

加伯里诺说：“他经历了那个疯狂的阶段。州政府不需要花费数百万元去囚禁他，而他成为了正直的公民。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比人们意识到的要高好几倍。

5. 进行罪犯评估，非常累人。

加伯里诺说：“进入这些生命，处理那么多的苦痛和创伤，对专业人士来说是种负担。”

他说，他自己必须依靠他的精神生活来应付这样的负担。没了它，他害怕自己会陷入“替代性创伤”，基本上就会内化了他所听到的悲剧。

“我一开始不是做这类工作的。”他说。他指出，他自己一开始是在国际方面帮助弱势儿童。“事实上，我在头五年之后，必须休息一年，因为我的负担太重了，而我是后来才重新接触这类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