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底，我接到大队刘会计的通知，仁流公社完小聘请我去当代课老师。过后才知道大队领导推荐我去代课，出自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学校有位女老师生小孩要休产假，差教师。二是学校有些教室正在维修，差教室。而我们知青点就我一人，两间大瓦房，旁边是生产队保管室，独家独院，门前还有一个大晒坝，离学校相距很近，只有二、三百公尺，是一个较理想的教学场地。三是年初招工，我同有全同时被我们队推荐，有全被录取，由于眼睛近视我未被录取。大队领导考虑安抚一下我的情绪，我就成了最理想的人选。
仁流公社完小是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小学，当时有学生三、四百人，老师和校工加起来不足二十人。学生可以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六年级小学毕业。教职员工都实行月薪制。文革期间学校的舞台都是由工、农、兵占领的。公社完小地处我们大队，理所当然就由我们大队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学校的一切事务基本上都是大队领导安排。
很快代课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生产队派人把堂屋的灶拆了，在我卧室临时搭了一个灶。从学校搬来了课桌和板凳，堂屋正中墙面放上了黑板。十来张课桌和板凳这么一摆，整个堂屋显得有些拥挤，但教室的气氛出来了。虽然简陋，但比民办的“耕读小学”好得多。
学校教导处颜万菊主任是一位中年女教师，她安排我教三年级一个班。我拿到教材和学生花名册后才知道，三年级课程除了语文、算术还有珠算、毛笔大字、体育、音乐。我了解到在那个所谓“复课闹革命”时期，很多课程都没有开齐，也没有按进度上完课程，全靠老师自己安排。我当时的想法是不管怎样一定要把所有的课程开起来，尽量在规定的时间把课上完。按学校的要求我在这个班既是班主任又是科任老师。也就是说如要开齐课程，语文、算术、珠算、毛笔大字、体育、音乐全部课程都要我来上。面临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的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考验和尝试，我承诺了下来。开学的前几天我简单的备了一下课，小学中年级的课程，对于我一个文革前的初中生来说还是应付得过去。
终于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一大早男女同学背上自制的布书包来到知青屋的教室，从学生花名册来看同学们年龄都在10岁左右，大部分是来至我们大队和邻近大队的孩子，远处的同学还带着碗，背着米准备在学校搭火，孩子们大部分都赤着脚。使我预想不到的是，经过点名报到的同学还没有花名册上一半，有相当多同学没有按时来上课。当时还在文革期间，学校教学秩序巳经被打乱，学生不来上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是这样大部分学生不来上学是我没有想到的，经过了解除个别学生有特殊情况外，大部分没来的学生有顾虑，他们听说是知青给他们上课，怕知青老师打人。我还了解到这种想法除了学生，部分家长也有这种顾虑。
为了消除家长和学生们的顾虑，唯一的办法就是家访。于是我找了比较典型的一个男孩子作家访对象，他家住新民大队，是哪个生产队现记不起了。我是下午放了学去的，正赶上下午“歇气”，我找到了这个学生和他的父亲，原来他们生产队没有安排知青插队，他们对知青并不全面了解，他父亲对我们知青有些误解。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交谈，我诚恳的态度感动了他们，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增强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感，这个孩子同意第二天来上课。
通过这次家访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消除了孩子们对我的误解。第二天这个学生又邀约几个头天没来报道的同学上学来了。通过同孩子们接触逐渐改变了他们对我的看法，几天后学生陆陆续续的都到齐了，我们班成了学校到得最整齐的班级之一。
每个班的课程表都是由学校教务处根据各年级统一制定的，一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午三节主课（主要是语文课和算术课），下午两节其它课或者自习课。时间是由学校校工摇铃控制（时间基本上同学校是同步的）。
从开学以来我们知青屋教室就热闹了起来，每天一早就传来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和孩子们下课后的嬉闹声。每天的早读课，主要内容是背颂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移公移山》著名的“老三篇”，然后才是读头天所学的课文。孩子们非常认真，大部分同学一到教室就开始大声的朗读。我每天都要抽同学背颂，直到全班同学都能背颂“老三篇”为止，这是学校的要求。
语文课比我们读小学时所学内容简化得多，主要是学新的生字和单词，我给孩子们讲解课文的内容和中心思想，教孩子们造句。最难教的就是造句，因为农村的孩子地处山区，身临其境，他们的所见所闻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孩子据我了解，最远也只同大人一道到过铁桥街上去赶过场，只见到过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他们只能从公社几个月才演一场的露天电影中见到。想象力肯定就没有城里孩子丰富。
于是我就从造句开始启发他们的想象力，例如一简单造句：“……从……到……”，我造句为“我乘火车从重庆到北京。”我给同学们讲火车是什么样子，介绍重庆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重要工业城市，是全国八大城市之一。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毛主席住在北京，是全国人民想往的地方。渐渐的我发现当我讲山外的情况时，孩子们总是非常认真的听还不时的举起小手提问。他们把课堂上听到的向其他年级的同学讲，使其他年级的同学非常羡慕他们有一个知青老师，我想这也是我们班到得整齐的重要原因吧。
算术课的难点在分数大小的判断上，如简单的分数题1/2和1/5比较，谁大？他们总认为1/5大，理由是分母5比2大。孩子们不理解分母在分数中起什么作用，他们总拿数字的大小值来判断大小。我从实际生活中给孩子们讲了一个例子：生产队有100斤粮食如果分给2个人，平均每人50斤。如果分给5个人，平均每人20斤。我问大家是2人分所得到的粮食多，还是5人分所得到的粮食多，同学们异口答：2人分得的粮食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使孩子们搞清了分子和分母的关系，简单的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使其明白了数学当中的道理和实际理论。
珠算、毛笔大字课一周才一、二节课，那个时期大部农村家庭很穷，一个全劳动力挣一天工分算下来才二、三角钱，孩子们那有钱去买算盘和笔墨纸张。我只能用学校的教具简单的讲一讲概念，示范指导孩子们操作一下，尽量让他们多掌握一项知识。
体育课和音乐课是孩子们最高兴的课程。音乐课没有钢琴伴奏，全部清唱，也没有规定的教案，我就教孩子们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歌颂毛主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大家都会唱的革命歌曲，凭着我的乐感纠正他们的发音。
由于条件的限制体育课很多项目无法开展，做广播体操、跳绳就成了主要科目。这个时候是孩子们最放松的时候，有个别的男孩子们还跑回学校本部打乒乓球或者搞其它活动。他们同城里孩子一样都有爱蹦爱跳的天性，只是条件限制了他们。
通过每天的接触，逐渐的我同孩子们的距离拉近了，有几个男孩子基本上成了我的“跟屁虫”，有空就扭到我给他们讲重庆城的故事和其它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有几个同学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供销社，他们几个总是争着问我要顺带什么东西，我抽的“光荣”牌香烟都是通过他们第二天上课时带来的，一些小日用品也是通过孩子们上学捎带的。这样也给我省下了不少的外出时间。
发工资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我同其他老师一样也拿月薪，记得当时的月工资是20.5元，加上办公费（灯油费）1.5元，合计22元。第一次拿到自巳挣来的工资那高兴劲就无法形容了，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年都见不到这么多钱。当场天我就约了几个还没回城的同学一起到南雅场的一家馆子吃了一顿庆祝饭。
在代课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老人，大家都叫他杨老人家.一是因他年龄大,二是大家对他的尊称.杨老人家年约六十.常着一件山里人最爱穿的土布灰衣裤,腰杆上系一根洗得发白的蓝色围裙,,戴一顶现代笑星赵本山常戴的那种帽沿一耷起的蓝布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几颗门牙全掉了的瘪嘴巴.一根长长的旱烟锅子放在他那瘪瘪的嘴上”吧哒,吧哒”直响.老人家常常蹲在学校厨房的街沿上悠闲自得的抽着旱烟。
杨老人家是专给学校十几位老师煮饭的师傅.他最辣手的烹调厨艺便是粉蒸肉,山里人不管做什么都很洒脱.指拇厚的肉一片片装一大盆,然后合上米面,再加上油盐酱醋葱等佐料。拌匀后就两三片一坨,两三片一坨,用一根粗粗的谷草捆在一起,把它放进蒸笼里开始蒸.不到半个时辰,一阵”滋滋滋滋”的响声传来,锅边热气腾腾,烟雾弥漫。老人家一准知道是粉蒸肉好了.于是揭开锅盖,把蒸好的肉一坨坨用筷子拈到一个大盆里.一会儿,开饭的时间到了,每位老师的碗里都有一二坨油腻腻,香喷喷的粉蒸肉。咬一口满嘴流油,那味道硬是不摆了,现在想来仍让人馋涎欲滴!
那个年代学校设备差,没接自来水管,井边挑水吃,挑一担水得走好几根田埂。田埂路窄窄的,凹凸不平,稍不留神就会滑到那一洼水田里。一次,杨老人家就是因为雨天到井边挑水,经过窄窄的田埂路时不小心掉进了田里,扭伤了腰,躺在床上休息了好几天。
两个月过去了，大家对我的反应很好，大队让我继续代课，第二年我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我成了孩子王。
四十多年过去了，知青岁月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不可能忘掉这段历史，更无法抹掉这段记忆。特别是当代课老师的这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农村孩子们那琅琅的读书声，那灿烂的笑声，那顽皮的神态，那瘦小的身影仿佛就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