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间,瞿秋白走到了生命的深秋。他再一次被米夫和王明抛弃在组织外。那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及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要求参加,未获批准。这是王明等为首的中央领导层的一个绝好时机,在生死存亡的转折中,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同样需要轻装上阵,他们要丢掉一些重型武器,一些无用的装备,也要趁机甩掉一些人,这倒并非因为无用,而是在他们的原则和意识里,这类人一直挡了他们的路。或者说这样的人,他的光芒和才气,总是让他们看到自身的黯淡。这是一个好时机,他们只要给出一点点理由,就可以丢掉一个让自己害怕的包袱。他们说瞿秋白身体状况欠佳,不适合转战南北,还是原地留守,在苏区指挥游击战,就这样瞿秋白被撇下了。而当时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人都得以跟着大部队撤离,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最后安全到达陕北。

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炎,他这样的身体倒真不适合辗转作战。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在福建乡郊野外东躲西藏,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

1935年2月,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早春的寒意还未退去。瞿秋白带领一个小分队出现在福建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这是一支疲惫的队伍,战士们衣衫褴褛,装备简陋,脸上写着疲倦和惊恐,像一群越冬的鸟,在躲避猎食的-口。2月24日,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原地歇脚。突然村口-声大作,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包围了小径村。

红军队伍左冲右突,企图突围。患重病的瞿秋白跑了一段路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战友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他已精疲力竭了,对邓子恢说:我病成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走吧!

邓子恢执意要背瞿秋白走。瞿秋白不同意,他只是隐蔽在一处灌木丛里,让邓子恢带着队伍冲了出去。那一刻,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急速奔跑,停下后,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些了,怎样的去留并不重要。任何时刻,他都希望自己保有一些从容。

他背靠着一丛荆棘坐下来,重厄下的肺也慢慢缓和过来。

当然,敌人很快就发现了他,这是预料中的事。

起初一段时间里,敌人并不知道瞿秋白就是瞿秋白。

在刑讯逼供面前,他始终安静地坐在审讯室里,像一个打坐的禅师,他说自己叫林琪祥,职业医生。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历,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被俘,送往瑞金充当医生。一次又一次审讯,这就是他始终如一的口供。后来,国民党方面很快得到密电,濯田区水口镇捕获的人里有中共头目瞿秋白。这个叫林琪祥的人很快被带往国民党驻福建长汀的三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负责审问瞿秋白,吴淞涛例行公事地问,瞿秋白也例行公事般地答。后来吴松涛拍桌子,大声怒喝:你就是那个瞿秋白。瞿秋白还是定定地坐在那里,一脸安然,他平静地望着吴淞涛,缓缓地开口说话:我叫林琪祥,职业医生。仿佛那真是他与生俱来的身份。

但事情急转直下,有好几个人相继叛变,好几个人都供出了瞿秋白,后来一个叛徒被领到瞿秋白面前,那个叛徒,指天发誓,愿意用脑袋担保面前的人就是瞿秋白。这时候,那个叫林琪祥的人才淡淡地笑了,他说:既然如此,也别浪费这位好汉一颗上好的脑袋了。你们执意说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于前些时间说的林琪祥,职业医生之类的话,你们权当我写了一篇小说。

吴松涛第一次遇见一个用写小说的方式来答口供的人。

瞿秋白是一条大鱼,国民党高层授意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从瞿秋白口中打开一个缺口。宋希濂心情颇为复杂,他既是国民党的要员,要想方设法让瞿秋白靠近国民党,又在内心深处对瞿秋白的为人和才华抱有很深的敬仰。他意识到,对待瞿秋白这样的人硬碰硬是不行的,得以柔克刚。

于是,瞿秋白获得了特殊礼遇,宋希濂命令手下为瞿秋白找到了一间较大的囚室,还下了优裕生活的指示。起初,他担心瞿秋白会拒绝,这也是共--党人铁骨铮铮的共性,许多被捕的革命者为了表清白,对国民党的任何优待都是嗤之以鼻的。但瞿秋白倒爽快,这让宋希濂觉得隐约看见了曙光。其实,宋希濂错了,瞿秋白只是看透了许多东西,他也看到了1935年是自己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他享有这样的优待,仅仅只是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在形式上保有所谓的清白了,他本身就是一块汉白玉,他有清澈的人格和坚实的底线。这一切他很清楚,他无所畏惧,不管是优待还是谄媚,不管是陷阱还是圈套,对他来说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