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那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几小时后，我要带着两个孩子坐两个小时的飞机，他俩一个才一岁，一个四岁。正在打包行李，突然发现儿子的耳机坏了，我得赶紧去商店买个新的。

“我也去。”儿子说。

我们上了母亲的车，把车停在了新盖的几乎空荡荡的商店旁。就在我打开门的一刻，儿子说：“我不想进去。”

“怎么又不去了？你不是说好要来的吗？”

他点着屏幕上的小动物，把它们从一边拖到另一边：“我不想进去，我改主意了。”

我深吸一口气，看了看手表。紧接着的四五秒钟里，我做了一件有孩子后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无休无止地分析利害。我注意到当时是阴天，也就十度左右；停车场离商店前门很近，我能迅速跑进商店，抓起一副儿童耳机就出来。

接着我做了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我留下他一个人走了。我告诉他我马上就会回来。我把车窗开了一道缝，用儿童锁锁好车门，打开汽车警报器，然后留他一个人在车里呆了大概五分钟。

他没有死，没有被绑架，没有受伤，也没有被忘在那里或是被劫车犯带到别的州去。我回去的时候，他仍旧在开心地玩他的游戏。

我们飞回了家。丈夫正在行李提取处等我们，脸色很难看。“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他说。

我拨通电话，母亲正在哭。她送走我们从机场回去时，发现家门口停着一辆警车。

有人报警，我收到了逮捕令

每一年，都有三四十名儿童因被单独留在车内而死亡，大都在6岁以下。他们的死亡（通常是窒息而亡）是一个缓慢、痛苦、不可言说的悲剧。在有些案例中，儿童的死亡明显是疏忽造成的，但更多时候是因为日常安排的改变。比如，平常是爸爸负责白天接送孩子，但今天由妈妈来，结果把孩子落在车里好几个小时。

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收到老家警局的一条语音信息，说有路人发现我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车里，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然后报了警。等警察赶到时，我已经开车走了，等他们再追着车牌号查到我父母家里时，我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飞机。听到这条信息把我吓坏了。

我请了律师，让他代我同警察交谈，他向警察解释说，我是一位善良又负责任的好母亲，当时把孩子留在车里只是一时的“判断失误”，还说撤诉的可能性应该很大。但是九个月后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另一个警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基姆·布鲁克斯女士，接着又问我知不知道有一张我的逮捕令。

意识里最黑暗最焦虑的角落

我不断分析自己当时的心态，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释就是我被儿时记忆所麻痹，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很多关于儿时的记忆，都是在停车场的汽车里度过的无人看管的时光。我感到内疚羞愧，因为贪图一时方便，我让险些害了孩子。我知道我不是一位糟糕的母亲，但是我做了一件糟糕、危险的事。

但是同时，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给我扣上这样的罪名。

“我不明白，”我对律师说。“教唆未成年犯罪？没道理啊。这听上去像是我给他买了瓶啤酒。”

律师解释说，教唆未成年犯罪包括“致使未成年人处于需要帮助的情境”。所以，他举例说，“如果你把他留在车里，并且没有回去，这时可能就需要有社工把他带走，确保他的安全等等。”

“可是我回去了啊。没过几分钟我就回去了。”

“灰色地带。”他重复道。然后他又提醒我，在我的案子里，不单是我把儿子留在了车里，另外还有人看见我走了，站在那里录了下来，报了警，并且把录像交给了警察。?

不管怎样，一个警告深深地扎根在我的意识中：你不会想因此失去孩子。这个想法第一次从我意识里最黑暗最焦虑的角落悄悄探出头来。

孩子需要全面监护吗？

我的父母觉得整个事情都有些被夸大了，即使那些从未有过如此痛苦经历的朋友，也很难相信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当我告诉人们所发生的一切后，最普遍的回复都是“我有什么资格来评判你”。有一个最最亲密的朋友，告诉我：“你知道你需要和谁谈谈这事吗？你需要和勒诺·斯科纳兹（Lenore Skenazy）谈谈。”

斯科纳兹曾是纽约日报和纽约太阳报的专栏作家。2008年，她决定让9岁的儿子自己搭乘地铁，并为此写了一个专栏，这令她一时间成为全国焦点。专栏引起很大的争议，愤慨和赞赏之言不断涌来，这促使斯科纳兹发起了解放孩子运动（Free Range Kids），用她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与认为孩子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的观点作斗争”。

我们聊了大概一小时，让我最在意和惊讶的不是她的同情心，而是她表现出来的确定性，她说道，“那天你对你孩子做的最危险的事是开车载他出了门。每天大约有300名儿童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大约两名死亡。”她继续说，“可问题是，你做的每个选择都有相应的风险。比如说你带着孩子进去，你俩可能都会被停车场里一个疯狂的司机撞到；商店里可能突然有人开-，射中了你的孩子。无论你做什么都有风险。那为什么有的选择是非法的，而有的选择就没问题呢？”

接下来的谈话中，斯科纳兹总结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如今的社会中，大多数人认为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视线哪怕一秒。他们认为孩子需要一直在父母的全面监护之下。这样的转变并非源于事实，也不源于任何现实变化。它是虚幻的，它源于我们心中莫名的恐惧。”

父母患上了文化焦虑症

到最后，一切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我的律师说服检察官将案件延期审理，他同意如果我能在九个月内完成100小时的社区服务，并且参加亲职教育，便不再追究责任。

事实上，在这几个月的察看期中，唯一真正让我烦恼的是这件事对我儿子的影响。出事期间，他对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我也假装他没意识到，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提起这件事。但是，当然了，孩子是机敏的观察者，不知何时，他弄明白了。

一天，我下车去给驾驶员窗户边的停车计时器投币，他说，“不要，妈妈！不要！警察会来的。”还有一天上完游泳课后，他从浴室里出来一时没看到我，哭着说，“妈妈，我以为会有人来偷走我。”

在事发后的三年里，似乎越来越多人在讨论全天候的“直升机式养育”的危机。我的同窗好友茱莉亚·菲耶罗（Julia Fierro）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养育中的焦虑问题，她认为我们周边充斥着“过多的信息”，在这几十年间，我们围绕孩子患上了一种文化焦虑症。

似乎，我们对于孩子未来的控制一天少似一天。学校教育日趋衰落，中产阶级逐渐消失，超级细菌越来越强，抗生素越来越弱，季节开始错乱，上大学越来越难，--随处可见，人们动不动发火、多疑成性，食物又往往带来肥胖和疾病。

这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不能控制，所以我就想牢牢控制住那些我认为自己能够控制的，但不论我多么努力，还是不能阻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孩子会一病不起，会在车祸中丧生，会在游泳池里溺水身亡，可能会在学校遭遇-击，可能会染上毒瘾，还可能会轻生。我们念叨着千万别发生在我和我孩子的身上，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比这更糟的情况。

“我没事”

我至今再也没有在去商店时把孩子留在车里，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在停好的车子里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我当然懂得要有一颗平常心，但我还是会担心。

在我刚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儿子（现在7岁）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他和妹妹在客厅里玩，他蒙着沙发上的毯子，在屋子里乱窜着吓唬妹妹,突然我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像是手提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丈夫和我赶忙跑过去，发现他躺在地上，毯子还在他身上，我心想：不要发生在我身上！不要发生在他身上！他坐了起来，身上有淤青，不停颤抖着，但是没什么大碍，反倒是惊慌失色的我们吓到了他，他哭了起来。“我没事吧？”一开始他问道，接着他坚定地说：“我没事。”

（本文有所删节，原文请点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