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六七岁时就走上社会，从事新闻、文学工作，为了弥补先天不足，也由于兴趣和爱好，凡能增长知识的书都读，和书结下不解缘。

小学时期，我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中学时代爱读鲁迅、巴金、冰心等名家作品。在一灯如豆的夜晚，贪婪地看着看着，直至更深，以至十几岁时就落个近视眼，戴起近视镜。

30 年代初，我在一些新闻单位打杂，跑新闻，写短文。1935 年进入侨商胡文虎创办的厦门《星光日报》当外勤记者，生活比较安定，涉猎的书也较多，当时最爱读的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在它的影响下，立志做个有所作为的记者，用文学笔调描绘人间，除采写当天的新闻外，同时写了一些刻画厦门社会相的特写，1937 年出版了《今日的厦门》特写集，蒲风写序，章乃器题字。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主动向报社请缨，1938 年春，到武汉、台儿庄采写战地通讯，同年 5 月，从武汉南下，经长沙、广州到香港，搭荷轮芝巴德号返厦门，船到港口，正值日寇海陆空大举进犯，炮火连天，海天茫茫，轮船驶往上海，又折返香港，我几年中省吃俭用所积累的藏书，连同郁达夫、弘一法师所赠墨宝，随着厦门的陷落，毁于日寇炮火。

从武汉南返途中，我又买了一些书，轮船驶近上海，船上乘客，把随带的有关抗日书报纷纷抛下海去，为的是船到上海码头，日军可能上船检查，我不得不把旅途相伴、随身不离的几本心爱的书和采访台儿庄战役时，池峰城师长赠作纪念的战利品（太阳旗，子弹壳等）装在一个袋里，伫立船头，犹豫良久，在暮色苍茫中把它抛进波涛汹涌的大海，眼看它在浪花中翻滚沉没，感到惋惜，感到心伤。一些什么书，现在已记不清，只记得其中有丘八诗人冯玉祥将军的抗战诗集。

重返香港，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同年 7 月，《星岛日报》创刊，在港的原厦门《星光日报》总编辑罗忒士介绍我到这家星字报工作。祖国抗战正殷，我不愿意留在香港，《星岛日报》社长胡好，同意聘我为国内特派记者，在报纸出版前，我从尚未沦陷的汕头回到福建，为报社采写东战场通讯，奔走于闽浙赣三省，居无定处，也少买书。1941 年春，应宦乡之邀，到上饶《前线日报》任《前线通讯社》编辑主任，报社地处上饶郊区荷叶街，一个只有二三十家农户的小村落，绿树青山，鸡犬相闻，是读书写作的好所在，报社开设的《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一些战时丛书，我和宦乡相偕进城时，顺便买了几本要看的书，在上饶一年多，我又有了数量不多的书。1942 年夏，日寇沿浙赣线西犯，沿线机关、居民，仓皇撤离，我挈妇将雏，随报社越武夷山入闽，随身带了一网袋书。时值炎暑，公路上交通拥挤，人群似潮，沿途丢弃衣物，到了闽北崇安，日机跟踪进行集中轰炸，血染山城，死伤无数。我一家幸免于难，书籍衣物，也就无暇顾及了。

《前线日报》在闽北建阳继续出版，我应黎烈文之邀，辗转到了永安，主编《改进出版社》的《现代青年》月刊，永安是福建战时省会，抗战时期东南文化名城之一。《改进出版社》先后出版六种期刊和多种丛书，出版社经销和印行进步书刊，还有几家书店。安下家后，我又大量购买收存书刊， 1943 年，在日机的轰炸下，住处中弹燃烧，眼看衣物书籍被熊熊大火吞没。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四毁我爱惜的书。

抗战胜利，迁到福州，主持《福建时报》编务，我原以为狼烟已熄，可以再次从容买书读书，但不久，内战又起，我参加民盟地下组织，从事争取民主活动，解放前夕，被免去报社职务，在白色恐怖中，安全没有保障，我把为国民党所禁忌的书籍，寄到可靠朋友家中，待到福州解放去要书时，这位朋友自身难保，把书转移到他们亲戚家去，书不见了。在那人人自危的时刻，书的难以保存，也在意料之中。

解放后，我从无到有，再次买书，50 年代中后期，政治运动频繁，我虽破帽遮颜，岁月艰难，幸无毁书之虑。文化大革命前，已满架皆书，突来的一场风暴，文化遭浩劫，抄家焚书，席卷大地。古典名著、历史书籍属于封资修；当代文学作品属于 17 军黑线；翻译名著属于崇洋媚外，除了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外，均难幸免。

从青年、中年到老年，漫长岁月里，人海波涛中，我得书失书，书和我同命运，屡遭劫难，而以文革中的毁书，最为惨重。读书人不可一日无书，风定云收，大难不死，惊魂甫定，我又跑起书店来。文革中出现了一段空白，出版界青黄不接，原气未复，一时难于找到好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勃发生机，幸免于难的老作家，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激情满怀，从伤痕文学到巴金的《随想录》，陆续出现；古典名著，外国文学，再版出书。一时异采纷呈，目不暇给。我几乎是天天跑书店，日日买新书，新华书店的朋友，有好书便向我推荐，数年间，我又拥有几架新书，其中不少是朋友寄赠的新作，我也得以安下心来读书写书。近年来，由于年迈体衰，住家又迁离市中心，已不大逛书店，但赠送的新书刊仍源源而来。暮年逢盛世，再无毁书之虑，眼看架上新书与日俱增，我感到欣慰。而得书失书的往事，记忆难忘，值《群言》征文，作《毁书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