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曾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巴黎待了10年，那正是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常书鸿无法接受那些癫狂的艺术，甚至对毕加索，也只是喜欢他的早期作品，对其后来立体主义的画风深恶痛绝。常书鸿年轻的妻子叶兰却喜欢现代艺术。有一次，常书鸿指着毕加索的名画《镜前的妇人》说：这是绘画变了质，实在令人嫌恶！叶兰辩护说：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