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妈妈是个悲剧性人物，但是，她是史诗规模、莎士比亚级别的悲剧人物。
　　
　　妈妈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的生母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她已经40多岁的时候，才和她有正式而且相对多的接触的。妈妈进章家门的时候不到1岁，她成为外公第二位太太溪夫人的女儿。溪夫人就是我的外婆。妈妈从小没有得到什么母爱，溪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姨太太，每天打麻将，在外面吃饭，妈妈几乎是几个江北的阿姨带大的。我想妈妈小时候过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只缺爱的生活。记得妈妈说，她小时候信天主教，经常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发呆。
　　
　　外公和溪夫人的感情并不好，抗战的时候，外公就把溪夫人和妈妈都留在上海，并没有带去重庆。这使溪夫人很不高兴，而且居然在上海认了一个干儿子。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外婆那时候就对她不管不顾了，每天让这个干儿子骑自行车去接她回家。有一回，回家的路上下大雨，这个干儿子骑得特别猛，居然把妈妈甩在马路上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察觉这个7岁的孩子已经摔在马路中间，到家以后才发现后面没有人了。妈妈说，她只好坐在马路牙子上挨雨淋，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被领回家。
　　
　　妈妈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她的生母通过我的爸爸，又找到她。据我爸爸说，那是因为他认识我的亲生舅舅，也就是妈妈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妈妈非常激动，这似乎解释了她小时候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幸。当时，妈妈甚至想脱离章家，回到自己生母身边。这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而那时候的革命教育也迫使妈妈认为，她的生母放弃她肯定是因为太穷，而穷人都是好人；反而，像章家这种封建家庭一定是反动的，她如果投奔她的生母，那简直就是革命的一步。而就在她下决心要走出章家门的时候，妈妈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找去谈话。他告诉妈妈，章士钊是共--党统战的对象，党不希望在他刚刚回北京几年内，由于共--党的政治教育，丢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党需要妈妈待在章家，好好当女儿。在那个年代，这句话可能比什么养育之恩之类的人之常情更能说服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也就这样，妈妈留在了章家。但是从那以后，她一直偷偷跟自己的生母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去探望她。她一直希望这个生母能够给她一生渴望的母爱。
　　
　　由于妈妈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她不知道如何向我交代这么复杂的家庭背景。更何况，溪夫人我的外婆疼爱我，对我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外公章士钊80多岁终于有了个第三代，对我更是百依百顺。我从小跟我外公、外婆在四合院里长大，是他们在动荡的岁月中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妈妈知道我和外公、外婆感情深厚，这就让她更不好告诉我家里这些复杂的背景。1976年夏天，我从美--国回来过暑假，就在唐山大地震的头一天，妈妈跟我说：明天去火车站接你的外婆。
　　
　　我以为是我外公的第三位夫人从香港回来了，殷婆婆回来了吗？我问。
　　
　　不是的，妈妈说，明天早上你去之前我再给你解释。
　　
　　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妈妈和乔冠华当然连夜去了外交部。早上，妈妈来了电话，说来不及跟我解释了，但是让我8点半赶到北京站，在右手的大钟下面会有一男一女，那是我的表哥和表妹，男的叫瓶瓶，女的叫罐罐。他们是去接他们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外婆的。然后，不容我再问任何问题，妈妈就把电话挂了。
　　
　　那年我15岁，在纽约已经住了3年，从我的视角来看，1976年的中-国本来就是一部超现实电影。所以，地震震出来个莫名其妙的外婆和两个叫瓶瓶罐罐的表哥表妹似乎非常正常。
　　
　　我对妈妈的生母我的亲外婆的态度跟妈妈正好相反。我记得这个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太太是个非常势利、不真诚而且话实在太多的老太太。在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在饭桌上热泪盈眶地对我说要感谢共--党、毛主席让我们一家团圆。我当时觉得这是在变相地骂抚养我长大的外公外婆，所以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在乔冠华去世之后，妈妈最需要亲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选择了跟已经被她遗弃过一次的女儿划清界限。
　　
　　妈妈是个传统的女人，她太把男人当回事。我总觉得她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有这种思想的女人，最后总是要找一个值得她彻底自我牺牲的男人。在妈妈的一生中，这个人就是乔冠华。他们在有生之年没过太多的好日子，光隔离审查就有两年。而乔冠华走了以后，妈妈守了25年寡。在这25年中，妈妈写了4本书，每本书的主角儿都是乔冠华。在公众眼里，这是她的美德，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子应该做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她悲壮的地方，也是她为什么是悲剧人物的原因。
　　
　　我很想她，很想再有一次机会让我改变她的悲剧命运，让我再有一个机会让她在最后的25年里过得更加开心一些。可惜，我不会再有这个机会，这将是我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