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在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谢希德获悉两个关于父亲谢玉铭的重要信息几十年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以及父亲在台湾逝世，亲情在隔绝了40年以后依然无法连续，这也注定他们父女之间的误会在他们生前是无法冰释的。
　　
　　1955年和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分别颁发给从事重整化概念实验和理论研究的两组科学家。科学家拉姆和库什在1946年到1947年从事重整化的实验工作，于195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家朝永、施温格和范曼在1947年到1948年从事重整化的理论工作，于195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好几个实验组在研究氢原子光谱，与后来拉姆和库什在1946年、1947年的实验工作属于同个实验方向，其中一组就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豪斯顿和谢玉铭。他们两人在当时做了极为准确的实验，于1933年9月写成长篇科学论文投寄《物理评论》，5个月以后刊载在该杂志上。
　　
　　1986年初，两位研究物理学史的作家克里斯和曼合著的《第二次创生》出版。该书论述了20世纪许多重大的基本物理学发展。全书20章中，有三章专门讨论发现重整化概念的实验和理论经过。书中对豪斯顿和谢玉铭的上述长篇科学论文极为推崇，说论文中作了一个从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提议：他们的实验结果与当时理论结果不符合，他们估计这可能是由于光子和原子的相互作用，可惜理论工作者没有正确处理并坚持下去。
　　
　　后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认为，豪斯顿和谢玉铭的实验结果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他们的提议也正是后来1947年到1948年关于重整化的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可惜的是与他们先后同时另外有几个实验组，得出了和他们不同的结果，产生了混乱的辩论，没有引起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而在十多年以后，拉姆和库什使用新的技术研究氢原子光谱，得到了高度准确的结果，引起大震惊，才导致重整化的发现。
　　
　　不过，杨振宁对于此事也是在1986年3月才获知的。那时，他在纽约购买了克里斯和曼的新著《第二次创生》，看到著者在书中对豪斯顿和谢玉铭工作的推崇，于是想到Y。M。Hsieh也许是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教授，可是一时也不能证实。
　　
　　世事出机缘，人生多凑巧。其时谢希德正在美--国访问，几天后从西岸打电话给杨振宁，讨论学术交流的事情。杨振宁趁机问她，谢玉铭教授是否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与豪斯顿合作。谢希德作出肯定的回答，并问为什么提起此事，杨振宁兴奋地告诉她《第二次创生》一书中所记述的事情。
　　
　　你知道不知道你父亲那时的工作很好，比拉姆有名的工作早了十多年，而且拉姆的结果证明你父亲的实验是正确的？杨振宁在电话中问道。
　　
　　我从来不知道，当时他只告诉我在从事很重要的实验。谢希德如实地说。
　　
　　你们父女都是研究物理的，拉姆1946年到1947年的工作引起震惊时，你已经是物理学工作者了，他怎么没有和你谈起他自己30年代的工作呢？
　　
　　电话另一端的谢希德，沉默了会儿才说，说来话长。我们没有机会。家父建国前去了菲律宾，他写信要我留在美--国或英国。我于1952年回国，回国后曾多次给他老人家写信。我猜他对我不听他的话很不高兴，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机会讨论他早年的工作。
　　
　　杨振宁后来谈起谢玉铭和豪斯顿的实验不胜惋惜，认为当时不是产生了混乱的辩论的话，那么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至迟40年代就理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而中-国人获得该奖项恐怕也要提前几十年了。为此，他还专门为此事写了一篇文章《一个真实的故事》，刊登在《物理》杂志上，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振宁传》也转引了此事。
　　
　　生死不相见，阴阳两相隔。谢希德不无感慨地说，就在我1986年访问美--国期间，在芝加哥得悉家父于3月20日在台湾孤独离世，享年91岁（1895年至1986年）。父亲是在此十多年前自菲律宾退休以后搬去台湾的。我们父女之间40年没有见面了，也没有任何的书信往来，但是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我，无论时空如何改变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父女情深然而这毕竟是我们两代人之间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