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时值清明，贵州山雨纷纷，阴雨绵绵。

息烽快活岭的荒野中，一位身材瘦小、头发花白的老人在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头上，弯着腰，一根一根地拔去杂乱的野草。拔完后，他又来到旁边的一座坟头上继续拔。之后，他挖来一些黄土，轻轻地培在坟头上。做完这一切，他没有像往年一样立即离开，而是默默地站在那里，静静地凝视着眼前这两座一共埋有七人的坟墓，任凭雨水打湿他的衣襟。今年来扫墓，白发老人的心情和往年不大一样，因为坟中所埋七人的问题终于弄清楚了，他们在埋名三十多年后，终于被评为了革命烈士。他这次来祭扫，就是要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坟前的白发老人，就是《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坟中所埋之人，是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于此地的军统违纪分子：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

与国民党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韩子栋为什么每年都会悄悄地去给军统违纪分子扫墓？曾在军统电台工作的张露萍、冯传庆等七人为什么在殉难三十多年后被评为了革命烈士？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呢？要解开这些历史谜团，得从南方局的一次秘密任务说起。

南方局领导下的军统电台特支

抗战时期，为了及时掌握国民党顽固派推行的反共政策动向，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1939年7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参加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兼军事组负责人。

就在叶剑英到南方局工作后不久，同情和向往共--党的军统局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电讯总台领班、报务主任冯传庆，先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周公馆联系，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并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39年10 月，在曾家岩，经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党，随后他们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

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国民党谍报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党员，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我党提供情报。然而，由于每次都是张蔚林、冯传庆他们亲自取送情报，虽然做得非常隐蔽，但也存在很大风险。叶剑英总想解决这一问题，正当他考虑必须有人代替他们取送情报的时候，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人物出现在他面前。

1939年10月，共--党员黎琳受命从延安回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在她路过重庆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叶剑英觉得黎琳从延安来，经受过革命的锻炼，又有城市姑娘的气质和风度，很适合做联络掩护工作。在征得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同意后，叶剑英决定交给黎琳一项秘密的任务：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联络并领导军统局电讯处以张蔚林、冯传庆为首的几名党员，成立秘密中共支部，由她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加强政治教育和领导；将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曾家岩周公館；若有可能，在军统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为了方便工作，避免被人怀疑，黎琳改名为张露萍。军统电台特支受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源源不断地送出绝密情报，对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开展地下工作的需要，张露萍在战时首都重庆出入时穿着打扮非常时髦，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经常出双入对地逛街、看电影等。而当时往来于延安与重庆的一些同志，曾经在街上看见过黎琳，跟她打招呼、叫她，她都不理。改名为张露萍的黎琳为了遵守纪律，只能这样做。于是，黎琳到了国统区变了、学坏了，与军统人员纠缠在一起等说法传回了延安，甚至还有人说她成了叛徒。这些说法，成了建国后张露萍不能被评为烈士的原因之一，也成了多年后宣传张露萍事迹的巨大障碍。

1940年初的一天，张蔚林在工作中不慎烧坏了一个电子真空管，因当时物资奇缺，此事属于重大责任事故，将面临严厉处罚。缺乏地下斗争经验的张蔚林因担心暴露身份而寻机逃到周公馆报告情况。这一举动引起敌人的警觉，其住所遭搜查，住所内存放的电台特支活动材料也随即被发现。当张蔚林返回军统电台时立马被逮捕，与其有联系的赵力耕、杨洸、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等人也被捕，其中安文元被捕后叛变。

正在值班的冯传庆发觉张蔚林等人被捕，立即跳窗户逃到曾家岩周公馆报警。叶剑英当即决定冯传庆不可再回军统电台，并安排他由曾家岩防空洞出口乘船渡江转移去延安。由于军统特务的通缉，冯传庆在转移途中也被逮捕。

军统特务根据在张蔚林住所查出的电台特支活动材料，获悉张露萍正在成都，遂按查获的地址发出一份兄病速回的伪造电报。伪造电报被张露萍误认为是南方局军事组的暗语，即回电军事组表示立即回渝。军事组接到张露萍的电报后知事情已暴露，即派同志守候在长途汽车站，准备接应。但张露萍在返回重庆时，刚下长途汽车，设伏多日的军统局特务便蜂拥而上将其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