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我忙于延医取，竟没有来得及建设。9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父亲在最后的几年里，经常住医院，1989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
　　
　　又一次，父亲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个惊险镜头。12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岁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这一天，丁石孙先生等几位民盟中央的负责人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十五岁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1990年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进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次住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院的间隙，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11月26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期。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我在他晚年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前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的手臂触城墙而骨折。一次金岳霖先生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把手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那时正是因为他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一生都在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20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
　　
　　幸亏到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但是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写寿联。1990年夏，他写了最后一联：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父亲虽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不苟言笑的，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1926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位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60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天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我们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对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条件落后的黄土高原。1982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20世纪。他的一生便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缩影。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1945年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父亲则一直送到大门口，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父亲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中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他们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在目，我想它会伴随我进入坟墓了。当晚，我们为父亲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不得不离开病房了，我们围跪在床前失声痛哭！钟辽扶着我，可我觉得这样沉重而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声，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才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出来！
　　
　　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噼噼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