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
　　
　　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30年代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一百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七十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二十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