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文化苦旅》的朋友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后来的那么多读者，应该是他们的儿子一辈，或孙子一辈。据说那个老版本曾经成为很多华人家庭三代人共同的灯下话题，那么，这个新版本也许会承担起同样的差事。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让我先抄录一则笔记：
某家一子，出门旅世，因步履开阔、人气健旺招来多方嫉恨，不时有秽言凶讯传回门庭。家人塞耳有声，闭目有魇，久而久之，以为浪子早已陨灭旷野，只得横心割舍，弃绝记忆，任何言谈，皆不提及。
岂料二十年后某日黄昏，屋外步履纷沓，笑语欢腾。家人窥之门缝，只见浪子器宇轩昂，从者如堵，浩荡肃穆，恭立门外。家人急忙开门相拥，拭泪而问，方知其于漫漫岁月间，浪迹宇内，周济天下，一路伤痕累累，而身心犹健。家人遂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
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外出的浪子。它出门旅世的时间更长，带给我的麻烦难以计数。
所有麻烦，都来自它的极度畅销。它不小心成了当时罕见的一个文化热点，而它又不具备任何权力背景，立即转化成媒体的攻击焦点。当时国内的多数媒体，还不清楚诬陷和诽谤是刑事犯罪，因此都围绕着它，连年倾泻，恶语滔滔。
其实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它，多数不是真身。因为已有统计，此书的数量至少是正版的十八倍。也就是说，十八个假身之中才可能混进一个真身。但是即便这样也不放过，那么多报刊一直在伪造它的种种错误，顺便把我也一起伪造，一起做假。我曾撰文笑问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社长：贵报二十余年锲而不舍地编造我的生平，篇幅如此惊人，今天请你告诉我，哪一句是真的？一句，只要一句。
这些传媒自恃权势，当然不屑回答。结果，一年年下来，即便是我的朋友们，也都捧着我的书，信着我的假生平，听着我的假传闻，却又宽容了我。我自己连解释一句，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想来想去，都是《文化苦旅》惹的祸。因此，我一直想切割与它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不会提到它。
它，成了一具无主的稻草人，成了一个废弃的箭靶子，破破烂烂地歪斜在田野间，连乌鸦、田鼠都不愿看它一眼。国内曾经举办过多次涵盖几十年的散文评选，入选的书籍非常之多，它都不在。有读者对此有点疑问，我说，当然不会在。
这情景，与笔记中那位浪子之殒，颇有点像。
但是，隐隐约约听到，屋外有一些奇怪的声响，似乎与浪子有关。难道浪子还有什么动静？我不敢开门，只能窥之门缝。
这一窥，不无惊讶。
上海读者投票评选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是它；
有关部门统计历年来中-国家长邮寄给留学子女最多的一本书，是它；
全国文学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全球华文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连读者数量不大的台湾，也在庆祝它发行达几十万册；
连万里之外的学者，也在当地华文报纸上连续反驳大陆文人对它的糟蹋；
看来，浪子未死，气场未绝。就像笔记中那个浪子，一路伤痕累累，而身心犹健。
我离开门缝，许久无语。委屈你了，孩子！
毕竟过了二十多年，原来装在口袋里的某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应该换一点更像样子的装束。艰苦跋涉间养成的强健身材，也应该更坦然地展现出来。于是，我对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补，主要是为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让出了篇幅。
做这件事，心情不错，因为毕竟，游子回来了，我在帮着打理。我从头到脚看了几眼，还算满意。说器宇轩昂也无妨，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还不该听一句好话？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很多牌坊。
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庙会时，也会在寺庙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上面装饰得很花哨，几天庙会一过，就拆掉了。永远不拆的就是那种石质牌坊，最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
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石匠的地位最高。这是因为，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而石匠的活儿比较重要。石匠里边又分三等，最低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最高一等砌凿牌坊。
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活儿越多等级越低，活儿越少等级越高。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等级越低的日子反而越好过，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
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只不过，大家都暗暗知道，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为什么连暗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掘坟光棍，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掘坟光棍叫夜仙，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作夜仙班，又简称仙班。
名声最好的是牌坊石匠，乡里乡外都敬着几分。牌坊是让人仰望的，他们也就跟着让人抬头了，尽管他们总是十分清贫。
牌坊石匠活儿少，并不奇怪，因为立牌坊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都碰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