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诗人北岛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参加朗诵比赛，老师分配给他一首诗《假如我是一支粉笔》：假如我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北岛很是愤慨，好在儿子不会委屈自己，一早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当粉笔。
　　
　　做个好人，不一定粉身碎骨，却常会积毁销骨。1976年，北岛写下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在进步，禁忌越来越少，道德洁癖者们不再有密集的标靶，但榜样依旧不好当。尤其是道德榜样，光环被放大，瑕疵也被放大。你要当一个好人、英雄、模范、清官、慈善家，必须是汉白玉的身子，通体无瑕，从内在动机到外在行为都要严丝合缝地符合最严苛的道德要求，永远高大全、伟光正。
　　
　　道德的紧身衣
　　
　　好人、坏人是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俗称，古时则为君子和小人之别。传统儒家奉行道德理想主义，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经由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朱熹的理学接力后，终变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但凡名垂千古之人，最好都是节操完人。如文天祥以死明志，一旦与节操较上劲儿，生命便变得无足轻重。
　　
　　如何做个好人？《二十四孝》是教科书。郭巨家贫，妻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儿会与老母夺食，不惜挖坑埋儿。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庚黔娄尝粪忧心老祖宗们苛刻的道德律，怎么看都是在把好人往绝路上逼。
　　
　　对女人，更是变本加厉，贞节牌坊压了几千年。丈夫生时不得改嫁，死后不得再嫁。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妻未过门时丈夫死了，也要守寡，叫望门寡。守得住望门寡的，才是千载难逢的好女人。《明外史烈女传》里有一名女子柴氏，与丈夫一同被流贼抓住。一贼兵见柴氏生得年轻貌美，上前捏了捏她的手，柴氏立刻用牙将被捏过的肉咬下扔掉，另一个贼兵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一口咬掉了胳膊上的那块肉，结果她被活活砍死。
　　
　　说教者板着面孔，说出一堆自己也不能践行的主张，这种顽固的道德秩序，深深烙在我们的灵魂里，并以此比照自身、苛求他人什么事情都得分个善恶对错，什么关系都得讲个人情世故，从逻辑学变成了人际学。美--国汉学家墨子刻精辟而刻薄地指出，中-国人提倡君子道德，美--国人提倡小人道德。美--国人只要求人守法、纳税，要求很低，容易实现。中-国人把为人的道德门槛设置得很高，调子起高了，却很难唱上去。
　　
　　功利社会的不相信
　　
　　历史学家孙隆基说，因为缺乏宗教精神，加之长期的贫困基因，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茅于轼则从经济学角度判断，君子国里的人一旦有了国家，又有了市场，最终必定会转变为小人国。
　　
　　在没有英雄、利字当头的时代，利益就成为凡事的合理解释。如今，我们起心动念唯利是图，不敢也不愿相信那些利他的好人。而在长期重农轻商的文化的影响下，商人的血管中永远被流着--的血液。慈善家一边获得赞誉，一边又被怀疑他这么干，是不是有利可图？
　　
　　另一种说法是，社会指导思想高得不切实际，被树为典型的好人们，好生活和好道德永远不可兼得。好人是全然的好，坏人是全然的坏，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心理还经常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动不动就逼人自证清白。你拒绝这样做，就是心中有鬼。
　　
　　当最美妈妈吴菊萍伸手接住从高楼坠落的孩子，也接过20万元奖金时，她的自白发人深省：我就是普通人，刚买了房，还有很多贷款要还。我希望有这个事和没这个事都一样地生活。千万不要被这些关注、荣誉和言论套牢了。对待好人，其实只需一些常识，比如宽容、同情、正视人的复杂性，既看到人家勇敢无私的一面，也体恤人家自私、懦弱甚至灰暗的一面，如勃朗宁夫人那首著名的长诗《奥罗拉李》中写的，愿仁慈的上帝宽恕一切好人，这个宽恕再确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