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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不是记者,一开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美--国的普通人,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坐着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所以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后来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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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象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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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让他更象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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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挟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他好象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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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在何伟书里,写到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 。傻子没有任何表情。
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
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