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太寂寞的缘故，从小就爱书。记得小学三年级了，放学回家，没有耍伴，连当时十分普及的《小朋友》都没有一本，无意间从邻居老人那里找到一本闲书，大概是一本破旧的石印绣像《七侠五义》，竟足以消磨做完作业以后那段漫长的余暇。久而久之，从无聊的泛读中发现，书原来是另一个可歌可泣的世界；或看像后来在什么书上听说，书是一座可以装在口袋里的花园。待到长大起来，在社会上颠颠倒倒，书又成了我的避风港，也不妨说，是解愁或壮胆的剂。一般说来，很少根据旁人所谓的客观价值，往往是以主观心灵从中受到的震撼程度，来判断一本书的意义：这种态度恐怕是不够健康的。

据说勤学的人懂得借书来读，因为据说借来的书可能逼着他赶快把它读完。我不是个勤学的，也不欢喜向人借书；不过，我不借书，并非仅仅不勤学，还因为一生怕向人借东西小时候，妈妈向人借钱过日子的日子，算是过伤了。当然，书不是钱，借了不愁还不了，可还是不愿去借，或许是将心比心，自己就不愿把书借人的缘故。

不愿借而又爱，便到书店里东张张西望望，心里更加痒痒的，于是养成了逛书店的嗜好。逛而不买，时间一长，又会引起书店伙计的疑心，说不定被人当贼来防，虽说是雅贼，那味道也不好受；如仍舍不得恹恹而去，总得硬着头皮，挺起腰杆，买它一两次才行。亏得那时的收入，除过年一点可怜的压岁钱外，还有大人每天给吃早点的三枚铜板；要是看中了什么书，倒可以指望这笔会一天天多起来的款项去买，如果有决心放弃早点的话。果然，实行半绝食制一些时，终于买到了一部向往已久的《水浒传》，一共三本，一折九扣的大达书局版。抱回家来，特地找张废牛皮纸把它包好，还用肥皂刻上自己的名字，涂上红墨汁，印在扉页上，这就是除课本外可以据为己有的第一部书。几十年采，就这样不但可以自己绝食，后来甚至挪用孩子的保育费，陆陆续续从新旧书店买回了不少令人心里痒痒过的书。这些书买了回来，从来不肯摆在桌面上备用，而是用各种容器（或套或盒或箱或柜）装着给供起来，除非不得已，是不轻易拿出来读一读的。

然而，终于不是藏书家，也不想当什么藏书家了。不仅因为买不起什么善本，不懂得什么考究的版本，也不仅后来年逾耳顺，还没福气弄到一块可以放书柜的空间更切实的原因是，一生因书累而有过四次惨痛的经验，证明自己不配当藏书家，或者按迷信的说法，书和我互为克星，说不定一本书也不收藏，彼此反倒可能弭祸消灭呢，阿弥陀佛！

且说采用绝食的办法，居然拥有了几十本书。除那部《水浒传》外，还买到另几部著名古典小说（奇怪的是，后来爱不释手的《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时竟无缘映入我的眼帘），还有《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小说，还有《古文观止》、《东莱--BO议》、《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启蒙性的古典诗文集，还有《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小仓山房尺牍》等绮语书翰指南基本上是古汉语、旧文学，以及难免随之而来的一股酸腐趣味。不知怎么搞的，里面还羼进了两本新文学作品，一本是鲁迅的《呐喊》（可能其中好几篇上了国语教科书的缘故），另一本是巴金的《灭亡》（可能作者是除鲁迅外最为我耳熟的一位作家吧）；还有一本刚出版的韬奋的《经历》，是比我年长十九岁的胞兄送给我的唯 本闲书，它使我初步了解包括七君子事件在内的许多国家大事。此外，还有一部商务版李登辉编著的《英汉双解字典》和林语堂著《开明英文文法》，我的英语就靠这本书打的基础。1938 年夏天，初中毕业，正怡然自得于自己的精神宝藏之际，倭寇打到故乡武汉来了。不愿做亡国奴，就得背井离乡，向西逃亡。从没出过大门，对人生几乎一无所知，行前反复掂量，只觉得那本英文法和英汉字典升学有用，应当带走。其余的书怎么办呢？眼睁睁只好用一块破被面包好，还用线缝好，拜托隔壁朱大妈保管一下，她说过她死也不会走的。看来我当时是个速胜论者，以为过几个月就会回来重读它们，想不到一别就是十年，等我果真凯旋而归，朱大妈已故世多年了，她的儿女们还在，可他们怎么也记不得，我对他们的母亲有过什么拜托这就是精神上感到被剥夺的第一次经验。

第二次是在 1947 年，那时似乎已经cr，在社会上混了几年，正在重庆教中学英语。逛书店的嗜好未曾稍改，而且眼界宽多了，手头也松多了。加之同学兼同事的李兄从旁鼓动，两人经常到附近（上清寺一带）旧书店一呆呆半天，偶有所得，还顺便买回黄酒豆腐干对酌相庆。这时，毕竟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谈不上什么文化气氛，难得碰到多少好书，有一两本也很偶然，说不定是原主遭故，不得已才脱手的。要是把当时购得的书开个目录，则既可见出时代风貌的萧飒，也反映了本人精神上的芜杂。记得曾经为之高兴过一阵子的收获有：斯诺的原版《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原版《中-国战歌》，一部麦克米伦版的英译《悲惨世界》，一部人人丛书版的《培根文选》，一部战前商务版的英译《庄子》等。有时从卖得并不便宜的一些花花绿绿的美军版小册子中间，往往挑得到不少英美名著，如《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红字》、《愤怒的葡萄》、《烟草路》、《我名叫阿郎》等，以及桑德堡、狄金森的诗集。还值得一提的是法乌勒兄弟编著的几本牛津版英文字典，是经林语堂--BO士著文推荐，才留意弄到手的；特别是那本《现代英语用法字典》，正是它，才逐渐使我把英语精读当作一种享受。此外，在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还买到一些价廉物美的莫斯科版英文图书，如《联共（布）党史》、高尔基的《母亲》和期数不全的《国际文学》。这时，--投降快两年了，达官贵人和名士学者早已在被收复的失地上安居下来，而流落他乡的蚁民如我辈，对昂贵的船票、车票或机票仍不敢问津，只好等机会争取当黄鱼（即向船员行贿上船、一路上必须躲躲藏藏的乘客）。一家三口当黄鱼，怎么也办不到，只好让妻女跟亲友先走一步，自己随后再想门路。为了便于打乱仗，不得已把几年收罗的那些书装了两箱子，交给暂时不走的李兄保管，又像 1938 年那样欺骗自己，以为不久就会回来再见的。离开重庆那天，开船前半小时，李兄恓恓惶惶提着一包袱书，赶到码头上来送我，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哟，这几本工具书还是带走吧，将来用得着的。那就是法乌勒的几本字典，迄今还留在我身边，没事随便翻翻，真令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至于留下来的那两口箱子，连同关在里面的一缕缕青春的梦想，据李兄后来离川前来信说，他把它们又交给了另一位朋友。解放以后，那位朋友路过武汉去北京，我和他一起话旧，顺便提到那两箱子书，他讶然而又淡然地回答：早不知给谁包了花生米啰

如果说，解放以前的离乱使人成不了一个藏书家，那么解放以后，安居乐业下来，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以致几十年，只要有兴致，有闲钱，有运气，逛书店的收获是会很可观的。事实上，先在武汉，后在北京，除了组织上赠阅的一套干部必读和三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我已进了监狱）外，还从新华书店买到了不少新书，例如鲁迅的全部散本（《全集》也是后来才出版的），苏联的各种新小说，以及三位斯基的所有译本等等。更富于闲适情调的是，从旧书店买到了过去想也想不到的外文书。东安市场的中原书店（后来并入了中-国书店）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从那里竟买得到不少值得炫耀的英文书。当时由于俄语热，一般英文书不值钱，故常碰得到一些名贵版本，如纽约汉米尔顿书店 1911 年豪华版《莎士比亚全集》（共十卷，附插图、评论及注释，是已故吕荧兄 1949 年文代会期间陪我一起买的），伦敦某书店精装本《狄更斯全集》（单缺一本《双城记》，后以一本散版配齐），美--国费城乔治巴里父子书店预订版《人间喜剧》英译本（共十册），《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英译本（共两厚册）；还有现代丛书 版《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草叶集》；还有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威尔迪让的《哲学的故事》、爱默生的《伟人传》、威尔士的《世界史纲》；还有小泉八云在--帝国大学的文学讲演录四种，约翰梅西的插图本《世界文学史纲》，以及一部有三位书主分别在 1877、1929 和 1947 年签过名的《世界文学手册》这一大堆内容或古或今，文种或中或西，排字或横或竖，版次或新或旧，开本或大或小，纸张或洋或土谈不上什么章法，更无体系可言的图书，有的是当机立断，有吃经过反复踌躇才买下来的，无不倾注了购书人作为半个书痴的心血，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精神宝藏。于是，为了它们，特地在不到 10 平方米的卧室兼起居至里，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玻璃书柜；它们挤着立在里面，露出五颜六色的书脊，在令人感到莫名的满足的同时，仿佛又在向它们眼前的拥有者挑战：看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每一页读完？

想不到 1955 年，飞来了一场横祸，本人被收审，信札文稿被查抄，还连累到那个刚买不久的书柜，这就是精神上感到被剥夺的第三次经验。这次被抄走的图书，除了同案人的一些著作外，还有一些与案无关的散本；那些散本之所以被查抄，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违碍处，估计是里面有一些杠杠道道，以及一些简略而古怪的批语，收审当局意在从中搜索有关案犯的反动思想 吧。但是，谢天谢地，成套的鲁迅还在，几帙线装古籍还在，所有外文书册还在。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家里，我己身陷囹圄，不但不知道，连想也没想到。对我而言，特别值得感激的是，隔离一年之后，被恩准可以阅读书报了。贤妻了解我的如饥似渴的心态，便把那些宝贝外文书满满装了一木箱，想方设法送到我被单身监禁的地点来。曾经多次系狱的尼赫鲁在自传中说过，狱中忌三事，读小说，听孩子哭和听狗叫。据云，三者都会使囚徒想起失去的生活。从而扰乱了他服刑所必需的平静心理：这是地道的经验谈。然而，我却正是依仗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师的指点，一步一个脚印地度过那一段漫长的可怕的孤寂岁月。当然也可以说，没有那段孤寂的岁月，恐怕永远未必会那么仔细地把那些书读完一遍；但更不待言的是，如无那一股股精神的甘露，我也一定会像别的难友一样，枯死在沙漠似的无垠的孤寂里。尼赫鲁的经验谈诚然真实，想不过是千变万化的囚徒心理的另一面几年以后，获释回家，那一木箱书也跟着回来了，它们同我更有一番相依为命的情谊，其身价自非一般藏书可比。到 80 年代，冤案平反，被查抄的信札文稿陆续发还，那些散本图书虽随着回来了几本，大部分据说年深月久，人事多变，已纷纷散亡了。一位在大学教古代汉语的黄老先生与我为邻，曾经几次告诉我，他们那里图书馆里就有不少我签过名、盖过章的书本，问我为什么不去要回来。我却始终没想到去要，无非觉得既诀心重新做人，又何必藕断丝连呢？其实下意识恰巧相反，正是想见而又怕见已经散亡的敌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