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几位木匠哭着说：“这棺材暂时不做了，将来要做就做个大点儿的，把我和我儿子装殓在一起……”
　　
　　我出生在“文革”时期，3岁时，我那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市里当干部的父亲被“造反派”关进监牢，我随母亲回到乡下。家中有难，我的身体却又总找麻烦，几乎每年农历二三月，都要病上一场。母亲为我请过许多医生，大都说是因为体质太弱所致，需要增加营养。可那时我们家连肚子都填不饱，又到哪里去找“营养”呢？12岁那年春天，身体虚弱不堪的我，又流出了鼻血。鼻血流得很猛，用棉球塞住两个鼻孔，血很快就在鼻孔里凝成两个条状的血块；而当继续涌流的血没有“出路”时，它便从嘴里流了出来。母亲一路狂奔到村东去找医生。医生为我开了几副中，说：“吃吃看吧，一般人吃上一副就会管用的。”
　　几天后，那几副中喝完了，我的鼻血仍未止住，奇怪的是，鼻孔每次出血的时间，都是在刚吃过午饭、室内外温度都相对较高的这一时间段，似乎已成为习惯性的。“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再次把医生请来。医生长叹了一口气，说：“我是一点招都没了，就赶紧往县医院送吧——再不去医院，这孩子就会流鼻血流死啊！”
　　母亲问，去医院需要准备多少钱，医生说，得二百多块吧。母亲“扑通”一声跪倒在医生面前：“医生，你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对我们家来说，这笔钱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好心的医生犹豫着，再次返回，免费为我挂了一瓶点滴。
　　当点滴打完的时候，黑压压的天空不知何时飘起了鹅毛大雪，窗外很快成了白色的世界。医生无奈地摇摇头，悄悄地对我母亲说：“打点滴只能暂时为孩子补充一点体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要有思想准备，当这场大雪消融的时候，孩子的命恐怕就……”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而身体虚弱又心理特别敏感的我，却是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
　　每天午饭后鼻血还在一成不变、“按部就班”地流，稍稍不同的是，血的颜色由深红色渐渐变成了浅红色，其浓度也由浓变稀。“这是孩子血快要流尽的征兆啊！”一位前来看望我的大婶含着泪水对母亲惊呼，另一位大婶则抱着我的母亲啜泣不已。
　　这天夜里，尖锐刺耳的锯木头的声音从我家另一孔破窑洞里传出来，几小时后，又变成了刨木板、打铆眼和钉钉子的声音。我不由得猛地一激灵：“妈，隔壁那些人该不是为我做棺材吧？”母亲抱着我的头没有说话，只是哭。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拼命哭闹：“妈，我不想死，隔壁的阿秀已答应我了，要为我做一支好长好长的柳笛，我还要等爸爸回来……”母亲脚步踉跄地出了门。不一会儿，院内响起了抛扔木板的声音。母亲对几位木匠哭着说：“这棺材暂时不做了，将来要做就做个大点儿的，把我和我儿子装殓在一起……”显然，母亲已下定了与我同生共死的决心，可我，要想活下来，有那么容易吗？
　　我生活的内容变得“简单”起来：除了等待午饭后鼻血涌流不止的惶恐时刻，就是斜靠在被垛上看窗外南墙根菜畦上一点一点消融的积雪——积雪成了我生命的刻度，当你融尽的那一天，我也随你走进了天国——雪啊，你就慢一点、再慢一点消融吧！渐渐的，我连软面窝头都吃不下去了，每天只能靠喝一小碗白面稀汤维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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