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了教书，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的原因，让我把宝贝带回家去保管。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挑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父亲吃了一大碗肥肉，用袄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
　　
　　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弟妹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霎时，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父亲。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子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处，急争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等韩起祥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我的声音？嗯。能录下来呢？能。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他听。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么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我记起了，咱往下说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的前一天，公社书记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光了。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不知你还记得不？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着一块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好歹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儿肉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SHA，要交给公家。那时候，队里养几头猪卖给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咱家的几斤肉票早让你舅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
　　
　　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几回，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自己，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今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面前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场。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看看后门上有没有人。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门市部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他打量了我半天，有点相信了。大干部大都不是穷人出身吗？他们也许少不了会有几个穷亲戚的。胖头便不说什么了，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他把我直接领到肉库里。哈呀，我一下子呆了，我看见肉库里码着一人多高的猪肉，都是最肥的。这胖头问我要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八毛钱一斤。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我今年在民工的大灶上吃过两顿肉，可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我虽然这样大手大脚地把四块钱都花了，但那个胖干部却明显地在嘲笑冯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上好的刀口肉啊！我走到街上，高兴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正在街上往回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高家村的高五，和我一起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穿一身开花棉袄，腰里束一根烂麻绳，当街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跟他实说，我怕他知道了，也去冒充县委书记的亲戚。这还了得？叫公安局查出来，恐怕要坐班房哩！我就给他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前几天公家卖肉时，他手里一分钱也没有。直到今天早上才向别人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可怜他，但又合不得把这么肥的肉分给他。我对他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的心眼开始活动了，心想，当初我也就只想买二斤肉，现在还不如给他分上二斤呢。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礼物了。这买卖当然是合算的。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顿时换成了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了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颗洋糖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如果不是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直叫唤，说不定还会高兴得唱它一段小曲哩你不是叫我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互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声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景象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无限的温馨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