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长我十一岁，所以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适之，我提起他的时候必称先生，晤面的时候亦必称先生。但并不完全是由于年龄的差异。
胡先生早年有一部《留学日记》，后来改名为《藏晖室日记》，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读书札记，以及他的评论。小部分是他私人生活，以及友朋交游的记载。我读过他的日记之后，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个年龄，还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而已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当年也写过一部留学日记，其内容的贫乏与幼稚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以学识的丰俭，见解的深浅而论，胡先生不只是长我十一岁可以说长我二十一岁、三十一岁，以至四十一岁。
胡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留学日记》只是个开端，以后的日记更精采。先生住在上海极斯菲尔路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徐志摩、罗努生去看他，胡太太说：适之现在有客，你们先到他书房去等一下。志摩领头上楼进入他的书房。书房不大，是楼上亭子间，约三、四坪，容不下我们三个人坐，于是我们就站在他的书架前面东看看西看看。志摩大叫一声：决来看，我发现了胡大哥的日记！书架的下层有一尺多高的一叠稿纸，新月的稿纸。（这稿纸是胡先生自己定制的，一张十行，行二十五字，边宽格大，胡先生说这样的稿纸比较经济，写错了就撕掉也不可惜。后来这样的稿纸就在新月书店公开发售，有宣纸毛边两种。我认为很合用，直到如今我仍然使用仿制的这样的稿纸。）胡先生的日记是用毛笔写的，至少我看到的这一部分是毛笔写的，他写得相当工整，他从不写行草，总是一笔一捺的规规矩矩。最令我们惊异的是，除了私人记事之外，他每天剪贴报纸，包括各种新闻在内，因此篇幅多得惊人，兼具时事资料的汇集，这是他的日记一大特色，可说是空前的。酬酢宴席之中的座客一一列举，偶尔也有我们的名字在内，努生就笑着说：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我们匆匆看了几页，胡先生已冲上楼来，他笑容满面的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他严肃的告诉我们：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我自偷看了胡先生的日记以后，就常常记挂，不知何年何月这部日记才得面世。胡先生回台定居，我为了洽商重印《胡适文存》到南港去看他。我就问起这么多年日记是否仍在继续写。他说并未间断，只有未能继续使用毛笔，也没有稿纸可用，所以改用洋纸本了，同时内容亦不如从前之详尽，但是每年总有一本，现已积得一箱。胡先生原拟那一箱日记就留在美--国，胡太太搬运行李时误把一箱日记也带来台湾。胡先生故后，胡先生的一些朋友曾有一次会谈，对于这一箱日记很感难于处理，听说后来又运到美--国，详情我不知道。我现在只希望这一部日记能在妥人照料之中，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全部影印出来，而没有任何窜改增删。
胡先生在学术方面有很大部分精力用在《水经注》的研究上。在北平时他曾经打开他的书橱，向我展示其中用硬纸夹夹着的稿子，凡数十夹，都是《水经注》研究。他很得意的向我指指点点；这是赵一清的说法，这是全祖望的说法，最后是他自己的说法，说得头头是道。
我对《水经注》没有兴趣，更无研究，听了胡先生的话，觉得他真是用功读书肯用思想。我乘间向他提起：先生青年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先生说：不然。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胡先生引用佛书上常用的一句话功不唐捐，没有功夫是白费的。我私下里想，功夫固然不算白费，但是像胡先生这样一个人，用这么多功夫，做这样的工作，对于预期可能得到的效果，是否成比例，似不无疑问，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副刊登了一首康华先生的诗，题目是《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怀胡适之先生》，我抄在下面：
你静悄悄地躲在南港，不知道这几天是何模样。
莫非还在东找西翻，为了那个一百二十岁的和尚？
听说你最近有过去处，又在埋头搞那水经注。
为何不踏上新的征途，尽走偏僻的老路？
自然这一切却也难怪，这是你的兴趣所在。
何况一字一句校勘出来，其乐也甚于掘得一堆金块。
并且你也有很多的道理，更可举出很多的事例。
总之何足惊奇！
这便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所寄。
不过这究竟是个太空时代，人家已经射了一个司普尼克，希望你领着我们赶上前来，在这一方面作几个大胆的假设！
我午夜枕上思前想后，牵挂着南港的气候。
当心西伯利亚和隔海的寒流，会向着我们这边渗透！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这首诗的意思很好，写得也宛转敦厚，尤其是胡适之式的白话诗体，最能打动胡先生的心。他初不知此诗作者为谁，但是他后来想到康是健康的康，华是中华的华，他也就猜中了。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此诗作者（后亦刊于中副）：
兄：
近来才知道老兄有康华的笔名，所以我特别写封短信，向你道谢赠诗的厚意。我原想作一首诗答康华先生，等诗成了，再写信；可惜我多年不作诗了，至今还没有写成，所以先写信道谢。诗若写成，一定先寄给老兄。
你的诗猜中了！在你作诗的前几天，我还在东找西翻，为了那个一百二十岁的和尚！
写了一篇《三勘虚云和尚年谱》的笔记，被陈汉光先生在台湾风物上发表了。原意是写给老兄转给康华诗人看的，现在只好把印本寄呈了。
老兄此诗写得很好，我第一天见了就剪下来粘在日记里，自记云：康华不知是谁？这诗很明白流畅，很可读。
我在民国十八年一月曾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其中第三节的意思颇像大作的第三节。今将剪报一纸寄给老兄，请指正。
敬祝新年百福。
弟适上一九六○一、四附：《尝试》集外诗：
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个刁钻古怪。
我们要捶他、煮他，要使他听我们指派。
我们叫电气推车，我们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的秘密揭开，好叫他来服侍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不怕他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胡先生的思想好像到了晚年就停滞不进。考证《虚云和尚年谱》，研究《水经注》，自有其价值，但不是我们所期望于胡先生的领导群伦的大事业。于此我有一点解释。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胡先生领导白话文运动，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均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曾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不可期望过奢。胡先生常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开风气的事，一生能做几次？
胡先生的人品，比他的才学，更令人钦佩。前总统蒋先生在南港胡墓横题四个大字德学俱隆是十分恰当的。
胡先生名满天下，但是他实在并不好名。有一年胡先生和马君武、丁在君、罗努生作桂林之游，所至之处，辄为人包围。胡先生说：他们是来看猴子！胡先生说他实在是为名所累。
胡先生的婚姻常是许多人谈论的题目，其实这是他的私事，不干他人。他结婚的经过，在他《四十自述》里已经说得明白。他重视母命，这是伟大的孝道，他重视一个女子的毕生幸福，这是伟大的仁心。幸福的婚姻，条件很多，而且有时候不是外人所能充分理解的。没有人的婚姻是没有瑕疵的，夫妻胖合，相与容忍，这婚姻便可维持于长久。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之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我们敬佩他的为人，至于许许多多琐琐碎碎的捕风捉影之谈，我们不敢轻信。
大凡真有才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梁任公先生如此，胡先生亦如此。他住在米粮库的那段期间，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这表示他不仅好客，而且于旧雨今雨之外还隐隐然要接纳一般后起之秀。有人喜欢写长篇大论的信给他，向他请益，果有一长可取，他必认真作答，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藏有他的书札。他借频繁的通信认识了一些年轻人。
大约二十年前左右，由台湾到美--国去留学进修是相当困难的事，至少在签证的时候两千美元存款的保证就很难筹措。胡先生有一笔款，前后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他这样做，没有一点私心，我且举一例。师范大学有一位理工方面的助教，学业成绩异常优秀，得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全份奖学金，就是欠缺签证保证，无法成行。理学院长陈可忠先生、校长刘白如先生对我谈起，我就建议由我们三个联名求助于胡先生。就凭我们这一封信，胡先生慨然允诺，他回信说：
可忠白如实秋三兄：
示悉。君事，理应帮忙，今寄上 Cashier s check 一张，可交 君保存。签证时此款即可生效。将来他到了学校，可将此款由当地银行取出，存入他自己名下，便中用他自己的支票寄还我。
匆匆敬祝大安
弟适之一九五五、六、十五像这样近于仗义疏财的
事他做了多少次，我不知道。我相信，受过他这样提携的人会永久感念他的恩德。
胡先生喜欢谈谈政治，但是无意仕进。他最多不过提倡人权，为困苦的平民抱不平。他讲人权的时候，许多人还讥笑他，说他是十八世纪的思想，说他讲的是崇拜天赋人权的陈腐思想。人权的想法是和各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胡先生的思想没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时代的前端。他不反对学者从政，他认为好人不出来从政，政治如何能够清明？所以他的一些朋友走入政界，他还鼓励他们，只是他自己不肯踏上仕途。行宪开始之前，蒋先生推荐他做第一任的总统，他都不肯做。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做政治家的材料。我记得有些人士想推他领导一个政治运动，他谦逊不遑的说：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当时看他说话的态度十分严肃，大家没好追问下去。
抗战军兴，国家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他奉派为驻美大使。他接受了这个使命。政府有知人之明，他有临危受命的勇气。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于这个工作，而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数年任内，仆仆风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必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像他这样廉价，并不多靓，以我所知，罗文于先生作外交部长便是一个不要特支费的官员。此种事鲜为外人所知，即使有人传述，亦很少有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太可怪了。
我认识胡先生很晚，亲炙之日不多，顶多不过十年，而且交往不密，连师友之间的关系都说不上，所以我没有资格传述先生盛德于万一。不过在我的生活回忆之中也有几件有关系的事值得一提。
一桩事是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我从未想过翻译莎士比亚，觉得那是非常艰巨的事，应该让有能力的人去做。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读过《哈姆雷特》、《朱利阿斯西撤》等几个戏，巢堃林教授教我们读魁勒考赤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本事》，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上过哈佛的吉退之教授的课，他教我们读了《马克白》与《亨利四世上篇》，同时看过几部莎氏剧的上演。我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仅此而已。翻译四十本莎氏全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民国十九年底，胡先生开始任事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的翻译委员会，他一向热心于翻译事业，现在有了基金会支持，他就想规模的进行。约五年之内出版了不少作品，包括关琪桐先生译的好几本哲学书，如培根的《新工具》等，罗念先生译的希腊戏剧数种，张谷若先生译的哈代小说数种，陈绵先生译的法国戏剧数种，还有我译的莎士比亚数种。如果不是日寇发动侵略，这个有计划而且认真的翻译工作会顺利展开，可惜抗战一起这个工作暂时由张子高先生负责了一个简略时期之后便停止了。
胡先生领导莎士比亚翻译工作的经过，我无庸细说，我在这里公开胡先生的几封信，可以窥见胡先生当初如何热心发动这个工作。原拟五个人担任翻译，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我，期以五年十年完成，经费暂定为五万元。我立刻就动手翻译，拟一年交稿两部。没想到另外四位始终没有动手，于是这工作就落在我一个人头上了。在抗战开始时我完成了八部，四部悲剧四部喜剧，抗战期间又完成了一部历史剧，以后拖拖拉拉三十年终于全集译成。胡先生不是不关心我的翻译，他曾说在全集译成之时他要举行一个盛大酒会，可惜全集译成开了酒会之时他已逝世了。有一次他从台北乘飞机到美--国去开会，临行前他准备带几本书在飞行中阅读。那时候我译的《亨利四世下篇》刚好由明华书局出版不久，他就选了这本书作为他的空中读物的一部分。他说：我要看看你的译本能不能令我一口气读下去。胡先生是最讲究文字清楚明白的，我的译文是否够清楚明白，我不敢说，因为莎士比亚的文字有时候也够艰涩的。以后我没得机会就这件事向胡先生请教。
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另一桩事是胡先生于民国二十三年约我到北京大学去担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北大除了教授名义之外，还有所谓名誉教授与研究教授的名义，名誉教授是对某些资深教授的礼遇，固无论矣，所谓研究教授则是胡先生的创意，他想借基金会资助吸收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北大，作为生力军，新血轮，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课时数亦相当减少。原有的教授之中也有一些被聘为研究教授的。我在青岛教书，已有四年，原无意他往，青岛山明水秀，民风淳朴，是最宜于长久居住的地方。承胡先生不弃，邀我去北大，同时我的父母也不愿我久在外地，希望我回北平住在一起。离青岛去北平，弃小家庭就大家庭，在我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然而我毕竟去了。只是胡先生对我的期望过高，短期间内能否不负所望实在没有把握。我现在披露胡先生的几封信札，我的用意在说明胡先生主北大文学院时的一番抱负。胡先生的作法不是没有受到讥诮，我记得那一年共阅入学试卷的时候，就有一位年龄与我相若的先生故意的当众高声说：我这个教授是既不名誉亦不研究！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是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一九六○年七月美--国华盛顿大学得福德基金会之资助在西雅图召开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中-国方面出席的人除胡先生外还有钱思亮、毛子水、徐道邻、李先闻、彭明敏和我以及其他几个人。最后一次集会之后，胡先生私下里掏出一张影印的信件给我看。信是英文（中-国式的英文）写的，由七八个人署名，包括立法委员、大学教授、专科校长，是写给华盛顿大学校长欧第嘉德的，内容大致说胡适等人非经学术团体推选，亦未经合法委派，不足以代表我国，而且胡适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大相刺谬，更不足以言我国文化云云。我问胡先生如何应付，他说给你看看，不要理他。我觉得最有讽刺性的一件事是，胡先生在台北起行前之预备会中，经公推发表一篇开幕演讲词，胡先生谦逊不遑，他说不知说什么好，请大家提供意见，大家默然。我当时想起胡先生平夙常说他自己不知是专攻哪一门，勉强的说可以算是研究历史的。于是我就建议胡先生就中-国文化传统作一概述，再阐说其未来。胡先生居然首肯。在正式会议上发表一篇极为精采的演说。原文是英文，但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日报》有中文翻译，连载三天。题目就是《中-国之传统与将来》。译文是胡先生的手笔，抑是由别人翻译，我不知道。此文在教育资料馆《教育文摘》第五卷第七八号《东西文化交流》专辑又转载过一次。恐怕看过的人未必很多。此文也可以说是胡先生晚年自撰全部思想的一篇概述。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客观的叙述，对中-国文化之未来有乐观的展望。无论如何，不能说胡先生是中-国传统的叛徒。
在上海的时候，胡先生编了一本《宋人评话》，亚东出版，好像是六种，其中一种述说海陵王荒--无道，当然涉及猥亵的描写，不知怎样的就被巡捕房没收了。胡先生很不服气，认为评话是我国小说史中很重要的一环，历代重要典藏均有著录，而且文学作品涉及性的叙说也是寻常事，中外皆然，不足为病。因而他去请教律师郑天锡先生，郑先生说：没收是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书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处以应得之罪，然后才能没收书刊，没收是附带的处分。不过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于是胡先生也就没有抗辩。
有一天我们在胡先生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先生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我提起这桩小事，说明胡先生尽管是圣人，也有他的轻松活泼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