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孔乙己先生一样，我也曾有过偷书的经历。

事情又要追溯到那不堪回首的年代去。

文革初，父亲被打成牛鬼，一夜间，家被抄得乱七八糟。毁坏的家具，抄走的财物他不心痛，唯使他痛心的是那些书。

父亲是一旧文人，原在江南的一所大学任教，抗战内迁，随学校到了当时陪都重庆。来时他丢去了许多东西，唯有他的书舍不得扔下，托一个在国民党辎重团当军官的同学，好不容易把那四口白木书箱运到重庆。

解放后，他继续教书，又陆续添置了些书。父亲不染烟、酒，唯嗜茶和书若命，每日下课回来，小院葡萄架下，一卷一壶，怡然自乐。

偷看他读书最有趣，读到得意处，摇头晃脑，尾音拖得长长，真像戏剧里那些酸秀才。平时，他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不过会会文友或逛逛书店，出门一趟，总要挟一两本书回来，或是借的，或是买的。

他爱书，也很惜书，每年梅雨过后，云开日出天气，他就要晒书了。

他晒书总要把我叫到他身边帮忙打杂。我们一摞摞地把那些砖头样沉的洋书和发黄的线装书运到院坝去，一本一本摊在竹席上，晒一会，翻翻书页透气儿，边晒书，他边给我讲一些要爱惜书的道理，念叨些书犹也，可以治愚之类难懂的话。那时我还很小，哪里理会这些，只是觉得帮大人做事好玩，现在想来，是父亲在熏陶我，让我濡染些书香、墨香。

晒了的书他还要把那些破损的书一一修补。父亲做家务很笨拙，拣菜都不行，唯有补书很灵巧。他补书专门有一套工具：小剪刀、挖补刀、针、线、锥子、浆糊他拿起一本书先摸娑小孩似的抚摸一阵儿，然后把虫蛀、脱钉、脱线、残损的书放到一边，逐一修补。虫蛀坏的地方，他先用蝇头小楷抄好，然后用挖补刀挖去残破的地方补上，再用镇纸抚平，补得天衣无缝。封面磨损的，他换上封面或包上书皮。他包书的功夫也极到家，我每个新学期发了新书，他都要一一为我包好。一边替我包书，他一边讲鲁迅先生如何爱惜书，每次读书前都要洗手的故事。

父亲爱书若此，他那祖上传下和自己半生置下的上千册书被破四旧 破掉，他怎会不揪心的痛！

禁不住红袖章的诱惑，因我有会拉二胡的一技之长，我这个黑六类 的狗崽子也被造反派宣传队吸收为队员，混进了革命队伍。

一天，我发现小号手躲在宿舍里不出来，蹑足蹑手走近他，原来这小子在偷食禁果，在津津有味地读卢梭的《忏悔录》，这可是大毒草，他见我想藏，但没来得及，我说藏啥，这些书好看。后来他告诉我，图书室窗户的风窗是活动的，里面有很多书。

我把这一新发现告诉了好友春。春也是个书迷。下午，我们一人带上一个军挎包，从图书室的风窗翻了进去。

图书室也被红卫兵们革过命，除马列著作还整齐地排在那里，其他的书架被推倒，书扔得满地都是，可惜那些贵重的书如《辞海》、《辞源》之类，也被撕得七零八落，我们各选了几册名著，塞进军挎包带回去。

像一个饿汉扑在黄油面包上，我们贪婪地读那些人类文明的精华，读完了，我们又去偷。一天夜里，我抱着《红与黑》看着看着就睡了，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摇醒我，神气严肃地问我这些书是从那里弄来的，我一时懵了，几经盘问，我只得以实相告了。父亲听了很恼怒，说我没出息去偷。我不服气，我说这些是人家要毁掉的，您以前不是说要爱惜书吗？我们是对它们采取保护措施父亲听我言之有三分歪理，也就不说了。临走时从我那儿拿走了几本书，清晨我起来，见父亲房里的灯还亮着。

过了几天，父亲来问我有没有别的书，我说哪里有，难道叫我又去偷？父亲一下给呛住了，良久，才脸红着说：这年头，是非给颠倒了，偷，窃书不能算偷嘛？不知老父亲怎么把孔乙己的理论也搬出来了，看到父亲的酸劲儿，我简直要笑。

后来，他还开书目叫我去找书，但看到这些属于公家的书他又很不安，他说：拿回来的书要登记起来，一到情况好转，我们就去还我又笑他愚，说：天下大乱，革命形势大好，什么好转不好转，管它的，总比烧掉毁掉好！但是，父亲还是细心地把那些偷来的书一一编了号登了记。当时我看得不远，对将来没有信心，认为父亲这是徒劳，父亲却说：大乱后必有大治，这是客观规律可是令人揪心的是对将来充满信心的父亲没有等到情况好转，在清队中服了大量安眠，匆匆地去了，父亲的死因主要是外调干部逼他交待他同学一个走资派的叛变问题，他不愿诬人清白。

父亲常爱对我念一段莎土比亚的名言：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现在阳光明媚，书也有了，父亲却永远生活在那没有阳光的幽冥之地，想起这些，能不揪心的痛？可告慰父亲的是，偷来的书我都按照他登记的全部交还了学校图书馆，我们的偷书为学校保护了一大批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