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山里有个地方叫清涧，那个地方出大枣。但当我们的车在清涧停下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条泛着淡黄色泡沫的溪水，从弥漫着黄色烟雾的山的深处流出来，一直流进一条浑浊的大河里。不见蓝天，也没有鸟语花香，空气中流动着一股刺鼻的硫酸味。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西安一个朋友曾送给我一大包红枣，上面优美地写着清涧大枣。他说清涧大枣是如何的有名，是当年的贡品。我把这包清涧大枣从中-国背回德国。在湿润寒冷的冬季，我每天很珍惜地拿出几颗供皇帝吃过的东西，洗净以后剔去核子，和银耳放在一起用小火慢慢地炖，炖得满屋清香，然后再放进冰糖。我想象着陕北高原蓝汪汪的天，清清的山涧溪水在阳光下碎银一样地闪光。满山满坡的枣树在冬日灿烂的太阳下欢笑。却不知我是自作多情地用在浓烟和充满化学废料里结果的大枣滋补了一个冬天。
　　
　　摄像拍着空中的浓烟和泛泡沫的溪水。这时正好有个女孩子赶着几头羊从溪边走过，摄像叫住她，想让她赶着羊涉过小溪，然后沿着溪水走向大山深处的村庄。那女孩子个子很小，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样子，脸上很脏，头发细细黄黄的象干草。我的心里突然很痛，护着那女孩子指责摄像，说就因为你要拍个镜头，让人家小姑娘在这么脏的水里走，你以为你是德国电视台，就有权利让人做这样的事情？
　　
　　德国人面面相觑地站在那里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会儿婆婆妈妈地象个彻头彻尾的家庭妇女。协助拍摄的中方人员问明了情况，安慰我说，这不算什么，这水不深，乡下孩子能吃苦，你们给她一点钱就行了。我说，她就是不走我也会给她钱。这不是钱的事情。我们会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在深秋的季节趟这样的脏水沟吗？
　　
　　摄像一脸尴尬地说，你这么说就让我很惭愧了。可你也天天在念叨，说空镜头很无聊，要让它们活动起来。这女孩子今天不从脏水里走，可她昨天走过，明天后天还会走。现在她为我们的镜头走一走，还走出了一点意义来。你说是不是？
　　
　　我明白他说的是。我也明白他的设想很好。但我觉得除了理智和道德底线以外，
　　
　　除了拍摄到理想的画面以外，还有一样东西在约束着人的行为，那就是感情。摄像见我犹豫不决，又说，如果需要，我也可以走过这水沟，但我走没有这女孩子走有说服力。
　　
　　我哑然。我知道我今生今世拍不成大片。因为我是个容易被鸡毛蒜皮吸引注意力的女人。我总是在关注片子以外的事情。有一次在蒙古要拍SHA羊的镜头，活蹦鲜跳的肥羊牵来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就跟摄像探讨怎么可以把镜头处理得既拍了SHA羊，又不真的SHA羊。结果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切磋。周围的蒙古人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摄像的一边。最后SHA完羊我才知道，蒙古人都在等着吃羊肉。摄像为此批评我不专业，说我最好改行去做做慈善业什么的。
　　
　　我往女孩子的衣袋里塞了几张纸币，告诉她要过小溪，然后沿着小溪一直走，不要停下来，也不要往回看。回到家以后，把钱交给妈妈。我一边说着这些事，一边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知道我和眼前的这伙人都在做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我们拍这些环境污染的镜头，到什么时候才能反馈到这里。就是反馈到这里，又能改变什么？这女孩子拿了这几个钱，也根本不能改变她的生活。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喝着污染过的水，她或许会早夭。如果侥幸活到十八岁，她就得嫁人，然后她会重复她母亲的生活。她的孩子或许会天天涉过更脏的水沟。一切都很难改变，在这深山野岭里面。
　　
　　一个人十四岁的时候说要改变世界是有理想，一个四十岁的人说要改变世界就是太幼稚。可是一个人如果一生一世不为改变这个世界做一点努力，那就是太自私。我所以总是尽心尽力地在做，希望能改变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
　　
　　摄像架好了机器，同事们都往女孩子衣袋里塞了些东西，巧克力，或者是圆珠笔。女孩子很乖巧，跟每个人都说了谢谢，我帮女孩把脸擦干净，跟她道了再见。她赶着羊走过小溪，肮脏的溪水淹没到她的小腿。她按我们的话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再回头。
　　
　　目送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我们全体沉默，谁也没说话。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我希望现在的清涧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清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