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提高了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
　　
　　人过90而逝，中-国人称为喜丧，但当萨缪尔森以94岁的高龄离世时，全世界经济学界仍沉浸在无限悲哀中。
　　
　　对于各代经济学人而言，萨缪尔森是他们的宗师。是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把他们领进了经济学大厦。中-国77级以后的经济学学子也是从这本书中领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风采，投入到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之中。所以，说到萨缪尔森的贡献，就必须从这本教科书开始。
　　
　　战后经济学第一人
　　
　　萨缪尔森当学生时，美--国的大学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教科书，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课堂上讲的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那一套。当时，由于30年代的大危机，美--国政府实施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的《通论》也传入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汉森是美--国最早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在课下带领萨缪尔森他们这些学生读凯恩斯的《通论》，讨论凯恩斯的理论。萨缪尔森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领域，他为经济学的创新而兴奋，并很快接受了这一套新学说。毕业之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考虑如何培养新一代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清楚地认识到，战后的经济已经不是原来的私人资本主义，而成了私人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的混合经济。适应经济的这种变化，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变化。
　　
　　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经济的主体，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过时。但在混合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必须引入凯恩斯主义。基于这种认识，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综合起来，在1948年推出了《经济学》第一版。这本书很快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学教育，并影响到世界各地。到现在为止，这本书已出版19版，被译为20多种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成为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教科书。这本书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综合为一体的体系沿用至今。这本教科书奠定了萨缪尔森在当代经济学中宗师的地位。
　　
　　当然，这本教科书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教学，更在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继承凯恩斯主义而又有重大突破的新古典综合派。这个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国家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理论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学理论上，这个学派的萨缪尔森、克莱因、莫迪利安尼、托宾、索洛等对战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学里程中的一块丰碑。在经济政策上，它主导了美--国战后到70年代前的经济政策，为战后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萨缪尔森作为这个学流的创立者和灵魂，称为战后经济学第一人并不为过。
　　
　　作为一代宗师，萨缪尔森的贡献决不仅仅是一本教科书和构建新古典综合派的框架。他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都有独特而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这本书是在他的--BO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本书以边际法为核心，用数学工具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它赋予新古典经济学更新的内容，丰富、发展甚至可以说最终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这本著作在理论上全面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把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归纳为求极大值或极小值的问题，从而运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经济问题，这些贡献对当代经济学都有极深远的影响。
　　
　　最后一位通才
　　
　　萨缪尔森对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消费理论及相关的指数理论等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萨缪尔森被称为经济学中的最后一位通才。当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提高了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他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的当代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决不是一位象牙之塔中的学者。尽管他为了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谢绝了肯尼迪总统请他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但他关注经济政策，并对此做出了贡献。
　　
　　新古典综合派就是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而且比凯恩斯主义更进了一步。凯恩斯本人实际上是把国家干预作为经济危机时的一种应急措施，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则把国家干预作为基本的调节经济手段，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以求让经济平稳发展。实际操作中，他们更重视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此外，凯恩斯本人重视财政政策，被称为财政主义者，而新古典综合派主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重，以对经济的刺激更为有力。
　　
　　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全面采用了由新古典综合派的托宾和海勒制定的刺激经济政策，并实现了经济繁荣。但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这一政策受到广泛的质疑，并引发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全面危机，到现在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仍然是一个众说纷云，争论不止的话题。
　　
　　无论如何评论萨缪尔森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在经济学中的许多贡献无疑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丰碑，对于这一点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