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隔32年后,中-国道德面临崩盘,中-国站在社会伦理的转折点上。
中-国下一个30年的关键词必定是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QQ和360大战以恢复兼容收场。没有兼容精神的互联网不是好互联网,同样,一个不包容和兼容的社会也绝没有好下场。
GDP不再是一块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丹麦等北欧四国进前5位,中-国大陆位列第125名。该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20052009年),调查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评出各自生活满意程度,从生活如意到处身逆境及饱受折磨。
是否处身逆境或饱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人当前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夸耀于世的GDP,尤其在今年荣升全球老二之后,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比,中-国的GDP并不直接带来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污染、高能耗透支后世子孙得来的GDP,只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温家宝语)
目前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着急、最没耐心的人。有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压力大所致。
中-国有2000多万精神病患者,潜在症候群多达1亿以上。社会神经绷得太紧导致悲剧频生。富士康连环跳,校园惨案频发,世--BO盛景和亚运激情并不能冲淡2010年整个社会的焦虑。
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中-国人付出了多少制度成本?
温家宝曾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十九世纪是耻辱时期,二十世纪是恢复时期,二十一世纪将成为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国民的风采比国家的风采重要得多。没有国民的安康,岂有国家的安定?以人为本,以国民为本,而不是以国家面子为本。
一个个体深感失败的国家难称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崛起带来的自豪感,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在民众感慨物价飞涨之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称,中-国不存在通胀,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网友们闻之胆战心惊。
政府有关机构公布的CPI难与现实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中-国特色的通胀正蚕食民众的钱袋和幸福感。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称,要用高房价控制北京人口: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新浪调查结果显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车的人不想再让别人上车。
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这些空房如何而来?每一套空房背后都潜藏着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吗?房价正消磨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志气,他们不再有所谓人生理想。
中-国的中产正沦为伪中产。他们从敏感中产被逼为愤怒中产,而平和本应该是这个阶层的普遍描述。他们在网上的言辞正日趋激烈或无助感。
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两家最能赚钱的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中-国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对剥夺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只是努力挣点钱,养家糊口,我们真是不容易啊。挫败感令他们选择移民。
中-国官民比例是--的27倍,行政管理费用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4倍;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是--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小时的收入是德国1/37,是美--国的1/27:三公消费2009年达9000个亿(以上为2000年数据)。近年财政收入连年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政府仍缺钱发债券,仍是土地财政。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最排场的建筑不是法院、检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楼不等于堂皇的工作,并不能阻止冤案频发和弱势群体上访。
时过32年后,我们不得不问,谁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联盟是如何产生的,寡头通吃是如何发生的?权贵阶层的大言不惭是如何说出口的?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只有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其他阶层均有不同程度被剥夺感。
一个两极对峙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权贵者专横跋扈,草根者百般恶搞,这似乎是当下社会的对拧局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管这叫社会溃败。社会溃败可以是表面光鲜却内心腐烂。
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骂言者脑残,但他却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话。一位县委书记向学者于建嵘大喊:发展就要强拆,不然你们吃什么?
从1993年-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来都保持高发态势。
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课题组称,目前政府是花钱买稳定,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报纸上人们看惯了跳楼讨薪、持刀讨薪、聚众下跪式的闹事,反腐则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这不是维稳的长久之计。而新思路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即人人有说话渠道。
中-国式解决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访,上访不成就自焚。提价不成就施压,施压不成就闹油荒。无论钉子户还是中石化,都选择了把事情搞大。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讨价还价的平台,离中-国人尚远。
80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称,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们理解老先生的悲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谐社会,岂可轻言?
精英与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如果失去制约,必然导向恶。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逆之则必遭报应。天道是提倡物种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竞争方有新生,垄断必致退化和消亡。
权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数人怀有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油然而生。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靠微--BO引发的微革命聚起变革狂潮尚需时日。
精英与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吗?答案或许是:靠双方的克制和良心发现。
4月某一天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遭网友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BO上公开回应,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位在躲猫猫事件中出名的官员,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毁誉参半。但伍皓扔钱门提供了某种可能,某种希望,没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制是一种解决,打官司是一种解决。而另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或协商。有人会说,让既得利益者让利是与虎谋皮。仇富与仇贫都是斗争思维的变种。即是说,他们拥有同一个导师。
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乡土社会的解决之道,乡里人情的破坏,是中-国之乱的根源。比如,中-国的居委会重调解,李泽厚先生称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而中-国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建议,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而当下中-国是个缺伦理也缺价值观的社会。
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础上。否则和谐社会就成了和稀泥社会。民主法制为本,中-国伦理为用。
向现代社会转型,打破两暴怪圈
有一种简单比喻,中-国历史上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一暴民起义一新暴君诞生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吴敬琏在《财经》上称,中-国的希望在新兴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稳定力量,讲改良,不推翻。使中-国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现实情况与老先生的愿望相违,中-国中产正在塌陷,中产正由敏感阶层转化到愤怒阶层。社会学家李强呼吁国家不应再剥夺中产者,只有到2040年一个现代型民主社会方可达到成熟,而目前中产阶层还很脆弱。
当然,中产自身不乏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权贵的大锅中分一小杯羹。吴老提醒说,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的改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知识分子是变革的喇叭手。权贵最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细胞。如同白血球帮助身体抵抗传染病和外来细菌。
当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是权力精英。然后是男三号中-国企业家。慈善将使整个民族转运。胡润百富榜表明,中-国拥有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个人资产达到100亿元据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长估算,中-国只需2000亿就能基本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联想掌舵人柳传志在2006年说,让社会空气湿润一些吧。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让仇富者停止相互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慈善。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这是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的祖父对他的教诲,可拿来共勉。
中-国需要外压,以对抗内耗。中-国人在没有外敌的时候能否团结?毕竟,中-国人内耗,有着悠久的内耗历史。
当今中-国人须自问,无论精英或草根,这份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没有均富与平权,包容与兼容,谁在中-国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无论你如何苦练成功学,如何大喝心灵鸡汤,都不能让焦躁不安的心灵安分。无论你是好日子是坏日子,社会整体心态不调过来,会有一天来个总清算。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非常调整时期,一个盛与衰的节点上。拉长历史视角看,历史进程进入弯道,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制与调整。
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在这美好的世界里,让我们善待他人。这是今年114岁的瑞布罗伊宁对世人的告诫,拿来与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