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总有些糊涂的家伙认为一个人就能改变什么，你只有SHA死他才能让他相信自己是错误的，这就是民主斗争。这是电影《生死狙击》中那个大坏蛋美--国参议员信奉的厚黑学。这种哲学当然很恐怖，所以马克沃尔伯格饰演的主角儿一气之下端了他的老窝。这当然是英雄主义的冒险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普通人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
　　
　　或许应该选择一种更温和理智的方式，大家围聚在一起，面无表情，用集体的沉默形成围观的力量，迫使施压者改变立场，选择退让。这当然是好事，如果真的有用的话。好比当年印度圣雄甘地提倡的非baoli不合作，的确让大英帝国的殖民警察们伤透脑筋。以至甘地在1938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SHA，这样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纳粹暴行的注意。这是种悲天悯人的献身精神，在甘地看来，死亡的唯一区别在于是有尊严地自SHA还是蓬头垢面地死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前者比后者更能唤起人类的同情心。我想甘地过高地估量了人类的同情心，至少在纳粹头子艾希曼眼中，屠SHA600万犹太人这种滔天大罪的责任无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来。艾希曼自认为扮演的不过是体制这台机器上的某个零件而已，他选择无条件地接受指令，从而认为个体无须去承担法律和道德上的惩罚。甘地的这种同情心和殉道精神，在艾希曼他们面前是可笑的。
　　
　　不管怎么说，在围观和baoli二者之间，我依然会选择前者。至少围观意味着不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很多场合，我们会习惯性扮演围观者的角色，面无表情，或者内心带着些许的期待，对即将发生的诸多可能性充满了幻想和热情。我曾长时间关注过某个城市城管方面的新闻，这个城市很多负面新闻都是由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摩擦引发的。在众多的新闻图片中，毫无例外都会看到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他们围着一两个穿制服的工作者或者执法面包车，中间会有一两个小贩盘腿坐在地上，满是委屈和愤懑的神情。我惊讶于这接二连三的事件背后，结局惊人地相似：群情愤慨，但新闻报道之后，马上风轻云淡，了无痕迹，人们的热情很快就会被另外的新鲜事件吸引，扮演新的围观客。而很少有人持续追踪和关注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所以即便这种事再出现一百次、一千次，城管依然在野蛮执法，小贩依然在乱摆乱设，看客依然兴致勃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会出现任何改变。这种围观，或许更多地满足了围观者本身的猎奇心理，而不会让围观的本质发生化学变化。当围观并不能改变什么时，围观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怀疑。
　　
　　如果围观只不过是让自己在这围观的队伍中增加一个看客，那围观又能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