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看到这段话，特别是看到周先生把必要的和无用的指成一体，不知怎么就想起妈妈的黑白照片了。十七八岁时的妈妈极美，丰腴的蛋形脸，清澈的眼睛，亮直的黑发，微微侧身坦率明亮地对我笑着。
　　
　　然而六七岁的我，是不懂欣赏十七八岁饱满、充溢的美的，它只代表我急不可待的成长方向。真正让我感到妈妈流光溢彩的，是妈妈修长的颈项间那串圆白的珠子项链。现在想来，妈妈那串项链绝不是珍珠之类的贵重物品。但在色彩上青蓝统一、装饰上毫无性别差异的年代，那串珠子的美是与价格无关的。
　　
　　我童年记忆里另一个摆设是一对装茶叶的瓷罐。那是一对淳朴而精致的瓷罐，罐底用红字印着产地：江西景德镇。罐面蓝绿略灰，底色上装饰着金灰色的S形线条。罐面的蓝绿色被上下两条淡黄的装饰条拦着，淡黄的装饰条上等距离地点着灰紫色的小点。盖也是淡黄的，装饰着金灰的S形线条和条上相同的灰紫色的小点。盖是空心的，童年的我常常拿了细布，将小小的手指从空洞里探进去，擦拭落进的灰尘。蓝灰的罐面用深紫的细线框出两面扁圆的空白，上面分别画着一个小-。姐和一个少年。小-。姐梳着高高的发髻，瓷白的脸上点成一点的黑眼睛邈远而陌生地对着我看。
　　
　　这对瓷罐在西北常年灰白的天地间，在我们郁暗的房屋和清贫的生活里，装着我童年对绚丽色彩的全部向往。
　　
　　妈妈常常是把装了半罐茶叶的瓷罐放在暗角的低柜上，而我总是等妈妈上班后，拿了那罐，踩着方凳，把它移到爸爸做的两只垒起的枣红色大木箱上。也许是那时的我对色彩的一种本能理解吧：木箱宽厚粗重如叹息般的怀旧气质，恰好衬托出瓷罐的精致，它似从木箱上升起，绚烂地收拢着温和凄美的尾音。下午的阳光能照到木箱的一角，阳光斜斜地照亮了瓷罐的一面，把它小小的影子打在箱面上，瓷罐高高在上孤零零地显出细致的光影，温柔得让人心碎。
　　
　　瓷罐被我和妈妈来回移了几次之后，妈妈警告我说，那箱子是不稳的。我不会当面反驳妈妈，但每每听到妈妈的脚步渐远直到听不见时，我又踩上木凳，把瓷罐移向木箱。等妈妈回来了，想起高高在上的瓷罐，我的心便如它一般高悬着。妈妈没有说什么，自己移回它，而我又带着反抗之心将它移到箱顶。周而复始，就像一场永不妥协的战斗似的。
　　
　　一次和弟弟打闹，弟弟的身子重重地碰上木箱，那瓷罐掉下来摔碎了。一直记得那绚丽的瓷片四散在磨损失色的红漆地板上的样子。之后，我固执地坐在门外等妈妈回家。当我满怀委屈和愧疚地向妈妈认错时，她竟没有责怪我，只是另一只瓷罐再也没用来装茶叶，也没有作装饰，而是被妈妈锁进了抽屉。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那么精致的一件瓷器，对刚刚三十岁的妈妈来说或者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味的吧。
　　
　　以后的世界便开始纷繁了，充满了夸张的狂喜和绚丽的色彩。鲜艳的物事迅速映入人们的眼睛，又迅疾离去。妈妈抽屉里的另一只瓷罐已显得陈旧，我却看中了它，并暗暗想，它也许就是我能够从以往带走的唯一一件实物了。那时我已谈恋爱，却与他相隔数百里，常常是半年才能见一面。有一次去他宿舍，我带上了这只瓷罐，放在他书桌上，说是放茶叶的。他笑笑说挺好看的，是古董呢，他并不知晓这瓷罐的历史和我静静陪伴的用心。当谈了六年恋爱的我们各奔东西时，我没想到那个瓷罐。
　　
　　很久以后，接到他的信息，说是要结婚了，我的心起伏了几下，又想：他是应该幸福的。
　　
　　在一个夜晚里惊觉，不知怎么就想到那个瓷罐，想它在清冷的夜色里暗暗站在他与她的房间里，是不是会感到陌生的、隔绝的冷呢？为此，我竟彻夜不眠了，也真想不到心竟会这样牵绊于小小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