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1937年10月，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9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历史学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部分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原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2/3。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抗战中，中-国大批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活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那样暂驻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氛围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正因如此，浙大人对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的名义立碑纪念。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可比较的，是苏联的诸多学校。康斯坦丁诺夫等编的《苏联教育史》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为了保护儿童，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至于学校课堂则是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毫无疑问，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及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的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相似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历史系的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该校有3000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则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而把具有国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莫斯科大学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年10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复课；1942年夏季，战局不利，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许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他们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SHA敌，他们则应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太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