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个月前，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里，一个听起来很虚弱的声音说：“你是小韩吗?我找不到你爸爸的电话，我这里有他的钱，有时间让他来拿。我是吐尔逊。”

　　30年前，吐尔逊大叔复员到公社上班时，在我父亲手下干活，中午就在我家里吃饭。他身材颀长，很健壮，面色白而红润。然而，他看人时眼神羞涩，非常内向腼腆，常常是父亲问他一句说一句，吃饭时文静得像个女孩。因为原来是当空降兵，吐尔逊大叔汉语不错，但是在家里交流时，我父母亲都和他说维语。他们说的什么，我听不太懂，时间久了，吐尔逊大叔就像家中一员，我本来喊他哥哥，父亲不同意，说：“吐尔逊是我的同事，你还是叫叔叔吧。”　 忽然有一天，吐尔逊大叔吃饭时羞涩地说：“我要结婚了。”

　　父母很高兴，连连祝贺，还喝了点酒，而我欢欣雀跃。上次父亲带我参加维吾尔族人家的婚礼，那抓饭的香味没齿难忘啊，又可以吃席了，我开心而期待。

　　然而我等了好久，也没吃上抓饭，吐尔逊大叔也不来家里吃饭了。我问父亲是怎么回事，吐尔逊叔叔不是结婚了吗?父亲说，结了呀，不过没办婚礼，就住在旁边马号的空房子里。

　　马厩旁原先看马人的房子，现在是吐尔逊大叔和阿丽娅大婶的新房。听到消息的第二天早晨，我自作主张就去祝贺了。看到阿丽娅大婶的瞬间我有点石化，她太漂亮啦，跟传说中的仙女似的。原本脏乱不堪的房子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刷了浅蓝的石灰，盘了一铺大炕，家什虽然简单，却透着温馨，屋里还有一股浓烈的奶茶香。

　　我站在门口正张口结舌，阿丽娅大婶微笑着走过来摸摸我的脑袋，牵着我的手走进去，只见吐尔逊大叔盘腿坐在炕上，望着我得意地笑。我脱口而出，婶婶长得和仙女一样。吐尔逊大叔哈哈大笑，给妻子翻译了，阿丽娅大婶也笑，亲了我一口。 　早饭很简单，有玉米面馕和奶茶，我吃得很香，阿丽娅大婶掰碎了馕饼放进碗里，让我泡着吃。他们两口子也不说话，笑吟吟地看着我吃饭，时而对视一眼，洋溢着蜜糖一般黏稠的幸福。 　后来，阿丽娅大婶在房前建了一个馕坑，家属院的女主人们就经常聚在大婶家打馕，同时交流一些做饭食的经验。那阵子我父母忙，我时不时去阿丽娅大婶家混饭吃，回来就挑剔母亲做的拉条子如何不够味，如何不及阿丽娅大婶的手艺，惹得母亲笑骂：“你个小白眼狼，你去吐尔逊家当儿子算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淡地过去。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在外读书，每年寒暑假照例去吐尔逊大叔家玩，再以后工作了也一样。

　　吐尔逊大叔人到中年，沉稳而极具长者风度，仍然亲切而不苟言笑；阿丽娅大婶容光焕发，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微笑。他们的一儿一女是我们那块的明星人物，漂亮，学习好，体育也好，舞更是跳得让人炫目。母亲和阿丽娅大婶同在一个林业站劳作，收成很不错，他们日子越过越滋润。

　　我现在时常感叹命运的不公，感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的残酷，最早的因素来自阿丽娅大婶。因为她突然得了怪病，身体一天天地肿起来，到后来失去了劳动能力，每天只能待在家里，偶尔出来晒晒太阳。

　　吐尔逊大叔四处求医，但阿丽娅大婶还是走了。经历了丧妻之痛的大叔几乎是一夜白头，身形也佝偻起来，好在一双儿女争气，后来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当单位和单位同事的助学款交到大叔手里时，他忽然失声痛哭，眼泪恣肆滂沱，嘴里不断念叨着大婶的名字。众人惊讶，再难的日子，即便是阿丽娅大婶的葬礼上，他也没哭，如今看来，他撑得实在是太辛苦。这些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讲完擦把泪，问我：“你说这么好的一家子，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

　　父亲退休后，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乡下，搬去昌吉和妹妹一家比邻而居。我们两家的联系慢慢就断了。我去探望父母时，他俩时常念叨，真怀念和吐尔逊一家在一起的日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