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大麦三岁。日本鬼子用十几门大炮进攻乌鸦岭。那天，大麦的母亲把他哄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在柴堆里，而母亲却倒在血泊中。大麦嗷嗷大哭。母亲一边吃力地往肚子里塞着肠子，一边艰难地向大麦爬去。很多苍蝇嗡嗡地在母子俩的身边飞来飞去，好像这里就是它们的天堂。而母亲却一厘米一厘米的接近地狱。大麦终于被母亲的右手抓住了，暖暖的血染在大麦的脸上，像秋天的枫叶。大麦在母亲的怀里拱着，寻找奶吃。母亲掀开衣襟，乳房上浸染着血迹。大麦含着乳头，拼命地吸着。母亲微笑着看着儿子，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大麦的父亲匆匆地从几十里外的穿城赶回来，用一条芦席埋了老婆。这一天，父亲从岭上移来一棵小榆树栽在门口的塘边。父亲说，大麦，这棵榆树就是你妈妈，你要好好守护它。大麦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鬼子从克夫桥头的红部撤走后，父亲扯了二尺白洋布，分成三条。自己一条，大麦一条，小榆树一条。树枝被风吹着，摇摇摆摆。白洋布迎风飘舞，看不出一丝忧伤，好像一群山羊撒欢地向家跑去。

　　1949年。大麦早早地起来问父亲，什么时候去上集。父亲说，大麦，今天是好日子，走，上街给你买身新衣服。大麦说，大，衣服我不要，你买二尺红布吧。父亲不解地问，买红布干什么?大麦说，我想给榆树戴上。父亲摸摸儿子的头，嗯，还是大麦懂事。

　　父亲把红布裁成三条。一条自己，一条大麦，另一条给已经长大的榆树。以前是扎在树脖子上，现在只能扎在树干上。南风徐徐地吹着，枝条婆娑起舞，像少女的发丝，让人沉醉。鲜红的布条，时而扬起，时而缓落，像黎明前抑扬顿挫的鸡鸣。街上的鞭炮此起彼伏地传来，大麦和小伙伴们欢呼着，奔跑着。深绿色的榆树叶在火焰的映照下，忽明忽暗。大麦记得妈妈临死时的眼睛，也是忽明忽暗的。

　　1959 年，春风吹不到青草和绿叶。大麦死死地守着老榆树。大麦眼里噙着泪水，大，你让乡亲们扒它的皮，捋它的叶，我受不了啊。

　　东院的三叔和三婶依在土墙根，眼巴巴地朝他们望着;西院的根东才四十出头，瘦得就皮包骨头了，一双凹陷的眼睛，充满企盼。父亲指着他们，大麦，你忍心吗?大麦低下头离开了榆树，大，随你吧，树是你栽的。父亲拍了拍大麦削瘦的肩膀，大麦啊，谢谢你。

　　不到两个小时，树皮和树叶一扫而光。在此后的很多年间，乡亲们每年都会自发地给老榆树系上红布，然后磕几个响头。。

　　2009 年，父亲走了。大麦腰里系着白布，大麦给儿子脖子上围条白布，老榆树的腰里也系着一块很大的白布。很多乡亲赶来，每人手里都拿着白布，虔诚地给老榆树戴上。

　　刹那间，老榆树变得悲壮起来。

　　大麦的孙子抱着树干，高兴地叫着;大麦像当年父亲一样搂着孙子和树干。

　　如今，大麦家的房子被写上征用两个字，红红的，像一道道伤口。大麦望着老榆树，老榆树也望着他，老榆树上，一条又一条的白布飘啊飘大麦走过去，跪下，紧紧地抱着老榆树，就像当年紧紧地抱着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