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上大学的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要求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要求是30岁以内，而当时我已满31周岁。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经过拍片复查，确诊无误，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3个月后复查。进高中不久，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我也是语文、历史、英语等科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要是不能在3个月内治愈，就会影响报考大学，这一切就都完了。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按时服，严格按时间表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但是每3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我的肺结核还是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选人才，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御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把握都没有，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首先想重温旧梦，选择北大。但当时新婚，小家庭初建，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只是因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并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对谭其骧教授，记得文革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进模范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初试就近举行，我的考场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10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然后骑车前往考场。在5门考试中，政治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英语我有上夜大两年的学习基础，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虽然对问答题中的魏晋玄学一题不大有把握，但不会离题太远，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复习，里面专门有一段介绍。历史题中一个名词解释是谭绍光，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驻守苏州，所以也答出了。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释我没有见过，只能据字面意思猜想，瞎蒙几句，估计得分最低。
　　
　　待收到复试通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报考复旦大学的更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当天下午，我正在看《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时，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报考了历史地理专业，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是世界史专业。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顾承甫和杨正秦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询问我的是顾晓鸣，后来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交谈中我暗自吃惊，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顾、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只有临阵突击，多多益善。
　　
　　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各系的监考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并在周围巡察，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上午、下午各考一门，小题目已记不得了，大题目是《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要求今译并论述，另一段大概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没有什么意外的考题，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去医院。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
　　
　　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如果你能考上研究生，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
　　
　　10月初，我收到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学和闸北区中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产生了不少传说。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本科学历的。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后，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报名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上过大学。听了我的经历后，他们就开始做报考准备，并经常来我家复习政治和英语，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资历多高，一定要当好学生，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除了走廊、厕所、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而图书馆、资料室和所有教室一到10点钟全部关门。但无论在年龄、生活习惯，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上，研究生都无法适应这一规定。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必须恶补。每天熄灯后，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一片读外语声。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书读到后半夜。
　　
　　文革结束，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但是新事物、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