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做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覆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儿，在门槛上坐下来。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做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一九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可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了望。父亲抬回三山坳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接着邻近的村庄也来了很多人。秦三爹说：池爹他有后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吧。马七爹把自己的寿材抬来了，他拍着-脯说：我这把骨头，还可以熬个三年五年的吧。我给他磕了头，马七爹说：我受了你磕的这个头，棺材我就送给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话我懂了，却又不太懂。我还不能充分想象自己，吃了亏，还有什么合算。现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真合算的啊！
　　
　　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给遗体把赶制出来的寿衣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代，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又把许多生石灰塞了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轻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了乡邮递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一九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槛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做刀-，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分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
　　
　　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槛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