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羿是古代的一位神箭手，百发百中，声名远播。
　　
　　夏王让后羿对着一块大小一平方尺、红心直径只有一寸的靶子射箭。并对他说：你来射这个靶心，射中了，就赏给你万金；射不中，就剥夺你的千里之邑。
　　
　　后羿的面色红一阵白一阵，变化不定，呼吸十分急促，就这样开弓射箭。第一箭，没中；再射第二箭，又没中。
　　
　　夏王问保傅弥仁：后羿这个人，平常射箭，百发百中；可是给他约定了一个赏罚条件，就射不中了，这是为什么呢？保傅弥仁回答：像后羿这种情况，是因为患得患失情绪成了他的灾害，万金厚赏成了他的祸患。如果人们能够无所畏惧，把厚赏重罚完全置之度外，那么普天下的人，个个都能成为善射的能手而无愧于后羿了。
　　
　　看罢这则寓言，自然首先令人想到体育竞技活动。若干年前，有一位跳高运动员在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赢得国人一片喝彩声。奥运会临近，此运动员在几场热身赛中多取得优异成绩，国人对其在奥运会上摘取金牌自然寄予厚望。而此运动员承载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上场，水平发挥失常，让人大失所望。
　　
　　竞技场上类似之事多矣。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重要时刻，如果一味地加重运动员的心理负担，反而会影响其水平发挥。所以，有经验的教练员、心理素质好的运动员多善于减轻压力，关键时刻不去想什么金牌、房子、汽车等奖励，很可能倒有平稳乃至超常的发挥，取得优异的成绩。
　　
　　文化学术界与体育竞技相去较远，但也有类似的问题，甚至是更复杂，因为使文化工作者患得患失的却不仅仅是金牌奖品。
　　
　　曹禺23岁就写出《雷雨》，震动了文坛，此后佳作迭出，《日出》《北京人》《原野》3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获得了很高的名誉地位，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却没有写出理想的好作品、大作品，至少是没有超越他自己过去的高峰。其外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被写作以外的活动占去太多的时间，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左倾文艺思潮的干扰等等。然而，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进入不惑之年的曹禺更注意别人的议论，尤其重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更多地接受外界的影响，在创作上愈来愈缺乏自信，这些都显示了曹禺性格中软弱世俗的一面。
　　
　　1951年，曹禺主动提出要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得到领导上的赞许，于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明朗的天》，结果是一次失败，原因在于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一贯的创作方法，按照主题先行的路子，根据明确的主题思想去深入生活，找人谈话，选择人物，设计情节，而且每写一步都小心翼翼地唯恐歪曲了生活，违反了政策。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还经过多次审查反复修改，保证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最后的结果是剧中人物成了传声筒，剧本成了宣传品，既没有揭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又少有真正的激情，更找不到曹禺昔日作品中的诗意与美感。表面上，看所有人物情节都来自生活，实际上却远离了生活的真实。
　　
　　曹禺晚年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安是十分沉重的。他的好友、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以坦诚的语气给他写信说：
　　
　　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后来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黄永玉写这封信是因为惋惜曹禺的才华年轻时写出那么优秀的剧作，后来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那是一个剧作家的悲凉。其实不光曹禺，还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一次，曹禺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他感慨道：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
　　
　　一个文化工作者，即使他才华横溢，只要丧失独立思考，或一脑子功利目的，其创作都会偏离创作的规律，哪怕是头顶桂冠、奖牌满-，也未必就真的登上文化学术的高峰。